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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遠東的電報事業剛剛起步，只有新加坡－長崎、新加坡－香港兩路電報。他們想跟國內聯絡的話，要麼還是走傳統的郵船，要麼就託人把訊息捎去香港或者日本，再轉發國內，既貴又麻煩。
尤其是在上海居住的商行們，對於此種困窘感觸最深。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上海作為5個通商口岸之一，最為繁忙，商機縱橫，商人們對於電報業務的需求日漸增加。這些需求反饋到了各國政府，於是各國政府責成駐上海的領事們來促成上海至吳淞、川沙的電報線路。可惜清政府在這一方面表現出了罕有的強硬作風，誰來說都堅決不準，連一貫與清政府關係良好的江海關稅務司狄妥瑪都碰了一鼻子灰。
上海的洋商們都在私下裡嘀咕，說清政府根本就是在國境線上又築起一道長城，看來惟有透過外交手段才能翻越這段障礙，讓東亞與歐美聯為一體。各國公使也各施手段，都設法想作吃螃蟹的第一人。可誰都沒有想到的是，就在列強都忙著鑽營遊說的時候，第一個在中國土地上戳起電線杆子的，居然是一家名不見經傳、也沒政府背景的英國小公司——利富洋行。
利富洋行是最早進入中國的英國公司之一，在上海混的一直不錯。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利富洋行為了提高競爭能力，作出了一個重大決策。他們為了解競爭對手情況，打算在上海吳淞口設立幾個觀察點，隨時報告各國海輪進出情況。吳淞口離租界有很長一段距離，這就非得用電報不可，否則等你觀察完再馳馬回報，人家早就進港卸貨了。
可是呢，上海政府對電報的態度很明確，絕計不允許這種申請。利富洋行先請當時的英國總領事巴夏禮出面申請，被堅決拒絕。利富公司駐上海的頭頭雷諾是個富有冒險精神的英國人，他覺得反正中國人軟弱好欺，不妨搏上一搏，先造個既成事實。於是雷諾橫下一條心，拍出一萬兩白銀，從英國進了一批電報材料，找來兩個德國技師，外加僱來的二十幾個中國民夫，都集結到了上海租界與吳淞口之間的地段。
開工之前，他既不向官府申請，也不請示英國領事，而是自己甩開膀子，花了一個多月時間，沿著川沙廳（今上海浦東）小岬到黃浦江口金塘燈塔間偷偷摸摸建起了一條專用電報線路，長達21公里，光是電線杆就立了227根。
那時候洋人囂張，尋常百姓見了都繞著走；而官府的人呢？他們一見這些工人有恃無恐地當道挖坑載杆扯線，以為必有後臺，也不敢上前詢問，誰也沒想到是洋鬼子偷偷上馬的專案。結果民不究，官不查，上海乃至全中國第一條電報線就這樣生生被膽大包天的雷諾給建起來了。
雷諾是個洋人，不曾想到為自己算上一命。他不知道就在自己架線的同時，一位本來在南京“遇缺即補”的道員已經領了蘇松太道的職銜，悄然赴滬了。而這一位道員，將會是他命中的一位大剋星。
電報線建成之初，利富洋行掌情報先機，屢屢得手。雷諾鋪線有功，大是春風得意，不免有些頭腦發昏。別人每每恭維幾句，他免不了吹噓幾句電報的功勞，一來二去，利富洋行私設電報的事就傳到了那位新任蘇松太道的耳朵裡。
其實雷諾也不十分怕官府知道自己私建電報。反正線路已是既成事實，只消喂些銀子，拿著英國的威名嚇唬一番，那些膽小庸碌的中國官員誰還敢追究？
可惜他這一次如意算盤打錯了。這一位太道，不是凡人，卻是個晚清官場上出了名的辣手刺頭、洋務派的山嶽之鎮——丁日昌。
丁日昌是個天生的耿直漢，眼睛裡揉不得沙子。他20歲那年考中秀才，補了一個廩生。按照道理，廩生應該是由朝廷供養，可當地官員手握錢糧就是不發。丁日昌氣急了，一個人跑到縣衙門口擊鼓大罵：“青天白日，餓死廩生！”直罵得縣太爺縮在後堂不敢出來，其個性可想而知。
等到後來涉足官場，他作風不改，最喜歡乾的事情就是上條陳整頓吏治。在安徽也上、在上海也上、在福建也上，汰虛去冗毫不手軟，貪官汙吏一個也不放過，搞得“官不聊生”，稱得上是晚清官僚裡少有的能員。以至於連慈禧太后都不得不感嘆：“爾在江蘇，官場雖恨你，然百姓卻感激爾，我也知道。”據說丁日昌在福建去職以後，福建巡撫王凱泰有一次請假回籍，路上看到一個流氓端著一碗紅糖水，故意等著人撞翻，然後強行訛詐。旁邊一個老人搖頭嘆息：“若丁撫臺在此，爾何敢如此！”
丁日昌為人正派，作風強硬，理所當然地招致了其他顢頇官員的排斥。那些官員面上不敢說什麼，私下裡都罵他是“丁鬼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