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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存在，但由於貴族們把持著司法之權，將法律藏匿起來，秘不示人，從為這樣保持了法的神秘性才能更有效地恫嚇犯罪。但由於在日常的處罰中還是依靠人治，這些法律在判訣時的隨意性很大，始終沒能成為真正的成文法典。
直到趙鞅鑄刑鼎，子產作刑書，鄧析制竹刑，成文法律才真正成為了人們的犯罪與否的評判標準。貴族們無法再借助自己擁有的司法解釋權來欺壓平民，而一些好的制度也被用法律的形式鞏固下來，促進了社會的變革。
但這些法律都比較片面和碎片化，直到戰國時魏國的李悝變法，編制了一本《法經》，才成為第一部比較全面系統的成文法典。
商鞅便是攜帶著這本《法經》去了秦國，並以此為藍本制定出了秦國的各種法令。而漢又承秦制，所以《法經》也為秦漢以來的法律的藍本。
而在今天，在齊國的朝堂之上，管仲也要在此立下一部法經，來作為齊國行政變革的制度保障。當然，這其中也少不了小白的推波助瀾，提醒幫助。
畢竟在有了紙之後，知識文化的傳播勢必會加速下移，人一旦有了知識和文化，光靠那些舊有的法律是很難治理現在的齊國國政的。在齊國制定新的法律，以適應日新月異的新的情況已是勢在必行。
因此在小白的鼓動之下，管仲也打算在齊國舊法的基礎上頒佈一部新法典。並且新法典不會再像以前那樣藏起來，而是要示於萬民，成為約束齊國貴族平民、官吏百姓們的行事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