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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時都是以禮樂制度來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法不過是禮樂制度的補充。當管仲在朝提出要制定明法，用法來治理國家時，堂下一些守舊的大夫便炸開了鍋似地議論起來了。
如果說禮樂制度下，大家還在一起講究親親，從國君到貴族還都是一個大家庭，所謂的國君也就是一個大家長而已。家人之間嘛，等級雖然森嚴，但身份自然是劃分不清的。
那法是什麼？法在一開始便是刑！刑本身就是懲罰，是殘酷，等級森嚴的代名詞。過慣了禮樂制度下親親相隱，刑不上大夫的好日子的大夫們怎麼會願意有個刑法在頭上呢？
因此他們之中立刻有人站出來了，大夫伯偃便說道：
“宰相此言差矣。昔年，天下初立，周公制禮樂而治國家，國家始定，貴賤有序，君臣有禮。當其時也，天下雖不用法而自安。及穆王命呂侯作刑，禮樂崩壞，雖有嚴刑，國亦衰矣。”
伯偃話剛說完，大宗伯公孫奉己也馬上說道：
“嘗聞夏桀制酷法，而湯亡其國；殷紂制炮烙，而周滅其社稷。此二者皆用嚴刑酷法，而諸侯皆叛。且湯以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故得天下者用德而不用刑。
今宰相一邊言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希望用德行教化來感化百姓，另一邊卻想用嚴酷的刑法來治國，禮和法本來就是相反的東西，今棄禮儀而求法，豈非亂國之道？”
小白也沒想到還沒有討論要制定什麼法呢，現在卻有一幫人出來鼓吹以禮治天下。難道他們不清楚這天下成了什麼樣子，光靠禮樂治天下，天下能夠安定嗎？
再說了，周公制禮樂是不假，那他就沒用刑法啦？刑法本身就是維持統治者威嚴的最好武器，怎麼能丟棄呢？像孔子那樣堅定地要求拋棄法律，堅持以禮和德就能治天下的人，那不也用刑來誅殺少正卯嗎？而管仲卻仍在與他們爭辯論：
“法者，天下之程式，萬物之儀表也。聖人制法以制天下而懲奸邪，所以能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
凡治國者，一定要能夠使用他的人民。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先王之治國者，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有法度制之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詐之以輕重。公平而無所偏，故奸詐之人不能誤也。如無法，則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這才是亂國之道啊。”
眼見著管仲在朝堂上鼓吹的依法治國；伯偃和公孫正己等人主張以德不以法，繼續按照禮樂來治理國家。雙方人馬各抒己見，討論到底是法重要還是德重要。雖然大多數人都明白刑法的重要性，但人人都是趨善避惡的，當然不肯直接說嚴刑酷法就是要比道德感化要好。
如果真的承認了，這豈不是證明自己的德行不足，只能用刑來威嚇以維持自己的權威嗎？所以即便是管仲也不像戰國時的法家那樣鼓吹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一樣是重視德治和禮樂的重要作用的。
本來這次朝會是要討論如何立法，如何司法，如何利用法律來治理國家的。現在在朝堂上卻變成了德治與法治的辯論會了。現在的齊國要想重新強大，就勢必要加強對國家的控治，也就是要用法來治理罔家，所以是個人都明白修定文法是必要的。
雖說理是越辯越明，現在管仲和他們的辯論也算是為立法找依據了，小白也樂意讓管仲多向群臣普及一下法律時作用和重要性。可如果小白和一眾大臣們天天在這等他們辯論出個結果出來再去處理國政，還不知道要等到什麼猴年馬月呢？要知道這個德治與法治的糾纏可是一直持續了兩千年，貫穿了整個封建社會，小白和齊國等的起嗎？
因此，當雙方爭辯不休，一直持續了幾個時辰，直至中午了都沒辯出個結果來。小白都跪坐的腿麻了，他們辯論的雙方卻似打了雞血似的紅光滿面，像鬥雞一樣互啄。
“咳咳！”腹中腸鳴的小白不得不打斷雙方的辯論了，再讓他們這麼爭辯下去，還不知道要討論到什麼程度呢。小白不得不開口發話制止他們了，只好親自下場說道：
“你們雙方都不必再爭論啦，只需要看看齊國倒底需不需要用法，到底用什麼法來治國就行啦。
周公制禮樂，以德服天下，尚需輔以兵戈刑罰。後世周天子德行不足以服人，故禮樂之制漸壞。至穆王時，已經到了不得不用法律來維持威嚴的地步了了。
這是禮樂先開始崩壞，才必須用法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