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的悲劇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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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告訴他，我去對他講。”

迪安·臘斯克告訴了總統，總統的反應正如我預料的那樣——祝福了那即將締結的婚姻——就我所知的範圍內，這件婚事對迪安·臘斯克或對總統來說，無論是政治上還是個人方面都絕對沒有任何影響。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總統要我再去越南考察情況，我攜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厄爾·G·“巴斯”·惠勒前往越南。在西貢，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和埃爾斯沃思·　邦克十分樂觀地向我們進行了情況介紹。埃爾斯沃思·邦克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他於四月接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任美國駐越南大使。威廉·威斯特摩蘭說：“並不存在相持不下的局面。我們正在緩慢但又穩固地取得勝利。如果我們不斷擴大我們的戰果，通往成功的步調還會加快。”埃爾斯沃恩·邦克實際上同意了這種分析。他相信戰爭會取得勝利，但要有一個嚴格的附加條件（這曾是約翰·F·肯尼迪總統的中心立場）：　“最終，他們（越南政府）必須自己贏得勝利。”威廉·威斯特摩蘭明顯地不同意這個觀點，他又提出增派二十萬美軍部隊的要求，我堅決反對。理由就是埃爾斯沃思·邦克所闡述的觀念。

戰爭在緩慢進行，逐漸增加的人員傷亡，和國內不斷擴大的意見分歧，使總統感到沮喪和憂慮。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厄爾·G·“巴斯”·惠勒和我從越南返回後，於七月十二日向他彙報我們的考察結果。當談到一個問題時，總統問道：“難道我們真能贏得這場該死的戰爭嗎？”

我在西貢得到的樂觀報告暫時緩解了我長期以來對戰事程序產生的懷疑。我告訴總統：“不存在軍事上的膠著狀態。”　並說，如果我們堅持原定的計劃，我們是會贏得勝利的——當然最終結果還要取決於越南政府的表現。但是，我仍然對轟炸的效果保持懷疑。我告訴總統，我還是反對軍方擴大戰爭規模的要求。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又重新喚起，並堅定了我對地面戰爭也存在的懷疑。

現在，我對轟炸的態度已經公開化，並引起了強烈的爭論。當自由主義者和溫和派批評林登·B·約翰遜總統沒有能夠防止戰爭升級時，兩黨中的鷹派則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全力支援下，向總統施加壓力企圖擴大戰爭。鷹派最擔心的是總統、迪安·臘斯克和我的態度。民意測驗顯示公眾情緒正在倒向他們一方。例如，五月中旬，一次哈里斯民意測驗的結果是：支援加強軍事壓力的人與支援撤兵的人相比佔微弱多數（百分之四十五比百分之四十一）。

這種日漸增長的鷹派意識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下設的準備和調查小組委員會中得到進一步的證實。該委員會由約翰·斯坦尼斯（密西西比州的民主黨人）領導。約翰·斯坦尼斯和他的同事們——斯圖爾特·賽明頓（密蘇里州的民主黨人）、亨利·傑克遜（華盛頓州的民主黨人）、霍華德·坎農（內華達州的民主黨人）、羅伯特·伯德（西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人）、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緬因州的共和黨人）、斯特羅姆　·瑟蒙德（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人）和傑克·米勒（衣阿華州的共和黨人）——在轟炸問題上持強硬路線。幾個月以來，他們一直激烈地抨擊政府的轟炸計劃。六月份，當透過參謀長聯席會議瞭解到，總統接受了我的建議準備保持有限的轟炸後，他們開始準備作戰了。他們向最高軍事長官和我表明了他們的意圖，要求召開聽證會。

聽證會在八月召開，其目的在於迫使白宮取消對轟炸的限制。當時他們沒能如願。林登·B·約翰遜總統認為這些聽證會是一場政治災難。他後來曾對厄爾·G·“巴斯”　·惠勒說：“你的那些將軍們在斯坦尼斯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幾乎用他們的證詞毀了我們，我們在聽證會上被謀殺了。”

聽證會開始的前一天，總統警告我將會面對非常激烈的場面。我對總統說：“我對此並不擔心，因為我確信我們所做的是正確的。”總統看了看我沒有再說一句話。毫不奇怪，總統的政治嗅覺比我敏感多了。

聽證會於八月九日至八月二十九日之間舉行。持續了整整十個漫長的日子，成為我生活中最嚴峻的插曲之一。參議員約翰·斯坦尼斯在開場白中明確表示了他的態度：　“國會正越來越關注這一問題。即，如果我們只是把美國士兵丟進游擊戰的深淵，而不嘗試更有效地切斷敵人的供給線，那麼派出更多的部隊去越南是否明智我個人認為，暫停或限制轟炸對我們來說都將是一個悲劇，或者說是致命的錯誤。”

然後，一批海、陸、空高階官員開始發言。其中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五名全體成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