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的悲劇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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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個人將不介入。我指示他說：“告訴你的研究人員，無論後果如何，都不要退縮。”或許是出於曾激勵我做這件事的同樣衝動，使我說出了上面的話。我從未想過對總統和國務卿提到此事，因為這幾乎不是什麼秘密。然而，最終卻使三十六位參與研究與分析的人員捲入其中。

材料蒐集工作開始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一個月後，約翰·T·麥克諾頓悲劇性地在一次空難中喪生。整個蒐集工作由萊斯利·H·蓋爾布負責。當時萊斯利是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官員，現在他擔任了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主席。他的工作是收集二十多年以來的備忘錄、情況記錄、電報以及各部門的報告。幾年後，萊斯·H·蓋爾布利告訴一位研究人員說：“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打電話，然後說：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要求我去見很多人，解釋這項研究工作，告訴他們我想要下列材料。他們全都說：是的，當然沒有一個人拒絕提供材料。

一九六九年初，萊斯利·H·蓋爾布的小組就美國二戰後對越南的政策整理了一份七千多頁的研究報告。這已遠遠超出為研究人員收集原始資料的範圍。整個工作總起來說有不盡人意的地方，這一方面反映了對剛剛發生的事進行評述有不可避免的歷史侷限性；另一方面也由於萊斯利·H·蓋爾布和他的小組實際上無法接觸白宮檔案和一些高層政府部門的檔案。儘管如此，仍然可以說這項工作完成的異常出色。它體現了我要求儘可能客觀的宗旨，他們幾乎蒐集了到那時為止與越南有關的所有學術著作，其中包括從各個不同角度所做的分析。

但是，由於有如此多的人捲入越南的事務，這種有助於學術研究的努力卻導致了意外的結果。一九七一年，曾為萊斯利·H·蓋爾布工作過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向《紐約時報》洩露了這份材料，主編將之命名為《五角大樓檔案》並開始節錄連載其內容。這使林登·B·約翰遜和尼克松兩屆政府中的官員們感到十分尷尬。當第一篇節錄出現在六月十三日星期天的報紙上時，尼克松總統的司法部立刻動用其屬下所有的法律機器阻止其繼續發表。

雖然我早已離開了國防部，但我仍發現我被違心地捲入了該事件的幕後活動。六月十四日星期一晚上，《紐約時報》華盛頓分部的主編詹姆斯·B·斯科特·賴斯頓與他的妻子薩莉，同我和瑪格麗特在我們家一起進餐，這時，電話鈴響了，是找斯科特的。他拿起電話進了書房。幾分鐘之後他回到餐桌旁手裡拿著一張紙說：《紐約時報》的主編和律師起草了一個宣告，“非常有禮貌地拒絕了”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停止進一步刊載的要求。然後，他向我們讀了手中的草稿，問我有什麼想法，我說：“時報應該繼續刊登這些材料。但要在最高法院法令允許的範圍內進行。”當然，最高法院最終還是允許《紐約時報》繼續報導了。

由於這份材料被披露，所有與越南決策有關的人員都受到了比以往更尖銳的批評和指責。關於我為什麼要製造這個事件，各種謠傳不脛而走。一位觀察家甚至聲稱我是在羅伯特·F·肯尼迪的授意下這樣做的，目的是抵毀林登·B·約翰遜總統以便幫助博比·肯尼迪進行一九六八年的總統競選。這真是荒唐透頂！但是當迪安·臘斯克後來問我為什麼沒有把蒐集材料的事告訴他或總統時，我感到非常後悔，我本應該告訴他們事情的真相。

迪安·臘斯克是我所見過的公職人員中最富於獻身精神的一位，他對總統以及政府的忠誠表現在各個方面。一九六七年夏天發生的一個插曲僅是其中之一。

一個炎熱的下午，迪安·臘斯克打電話給我，問他是否可以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告訴他應該是國防部長到國務卿的辦公室去。“不，不，”他說：“這是私事。”我說我不在乎是私事還是公事，十五分鐘後我會到他的辦公室去。

當我進入他的辦公室時，他從辦公桌裡拿出一瓶威士忌喝了一大口，然後說：“我必須辭職。”

“你瘋了。”我說，“你在說什麼？”

他說他女兒正打算嫁給一個斯坦福大學的黑人同學。他不想讓總統擔上這麼沉重的政治包袱。今天的讀者可能很難理解他當時的想法，但對當時的我來講卻十分清楚，他相信由於他是個南方人，又為一位南方總統工作，這樣一種婚姻——如果他沒能阻止它或者不辭職——將會為他和總統招致廣泛的責難。

當我問他是否對總統談及這件事時，他說沒有，他不想給總統添麻煩。

“見鬼！添麻煩。”我說，“如果你辭職才真是給他添麻煩呢！我知道他不會同意你辭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