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選擇了毛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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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體系”：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輾轉游擊湘贛粵閩四省之間，進行蘇維埃的紅軍建議，進行實地的中國社會的調查，主張以科學頭腦、科學方法對待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主張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了更具體完整的創穫，正確的思想體系開始創立。也就在陳毅的文章發表的同時，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晉察冀日報》頭版以醒目的標題刊出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

社論是由社長兼總編鄧拓親自撰寫的。社論說：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夠領導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偉大革命鬥爭，所以能夠成為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全面鞏固的廣大群眾性的堅強有力的布林什維克黨，就因為有了毛澤東主義。社論指出，毛澤東“在其理論與實踐中，有著許多新的創造，給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革命理論以更進一步的具體化與充實，使之更加適應於中國與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歷史條件”。

社論還說，“毛澤東同志領導了反對一切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鬥爭，從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一直到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在這些鬥爭中鞏固了黨和黨的正確路線，同時更加確立了毛澤東主義的科學思想方法”。社論號召“深入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真正靈活地把毛澤東主義的理論與策略，應用到一時一地的每一個具體問題中去”。一年之後，在中共二十二週年誕辰即將來臨之際——一九四三年六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麗剛吃過晚飯，聽見警衛員前來報告：“毛主席來了！”毛澤東住的窯洞與王稼祥住的窯洞離得很近，他和江青朝這邊走過來。王稼祥和朱仲麗趕緊迎上去。王稼祥的窯洞門口，有一張石桌四個石凳，四個人就在那裡坐了下來。據朱仲麗回憶，那天四個人聊了幾句之後，毛澤東便說明來意：“建黨的二十二週年快要到了，抗戰六週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寫一篇紀念文章？”王稼祥當即一口答應下來。於是，毛澤東跟王稼祥談了起來，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談抗日戰爭，談了很久。毛澤東和江青走後，王稼祥就開始忙起來。朱仲麗記得，王稼祥那幾天一直在思索，在寫寫勾勾。大約經過一個星期，王稼祥終於寫出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標題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王稼祥的文章，詳細回顧了中國共產黨二十二年的歷史，指出這“也是尋找、確定和充實中國民族解放正確道路的歷史”。論述中國共產黨的二十二年曆史，大致上就是毛澤東那天跟他一起研究的內容。

然而，王稼祥對這二十二年的中共黨史加以概括，明確地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已不再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也不是“毛澤東主義”。王稼祥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理論體系，加以論述：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林塞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布林什塞維克主義。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曲折鬥爭而形成起來的。王稼祥寫畢，把手稿交給警衛員張志，讓他送到毛澤東那裡。又是傍晚，毛澤東從他的窯洞來到王稼祥那裡。依然坐在石凳上，談及了對王稼祥文章的意見。在兩個月前，毛澤東在給凱豐的信中，曾說過“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此時，由於王稼祥的堅持，他還是同意了文中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毛澤東說：“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怎麼可以跟他們並列？馬克思有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列寧主義，我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你們一定要提，還是你提的‘毛澤東思想’好。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隨便地提‘主義’。不過，我仍然以為，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我還沒有成熟。這不是謙虛，事實如此。”朱仲麗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接受本書作者採訪時的回憶。朱仲麗見天色漸晚，便請毛澤東在他們家吃晚飯。毛澤東笑道：“可惜你們家的菜裡沒有辣椒！”毛澤東在大笑聲中離去。幾天之後，王稼祥的文章在七月八日延安《解放日報》中全文發表。這時，《解放日報》的社長兼總編是博古。就在王稼祥的文章發表的前兩天——七月六日，劉少奇在《解放日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