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選擇了毛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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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劉少奇在文章中指出：一切幹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二十二年來中國黨的歷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算清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這裡，劉少奇提及的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以及“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這樣，“毛澤東思想”一詞的首創權，便屬於王稼祥——儘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類似的提法。特別是鄧拓所寫的社論，是早年全面論述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澤東主義”（其實也就是“毛澤東思想”）未被毛澤東所接受。一九四八年，吳玉章也曾提出“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未予以同意，在“文革”中，紅衛兵重新起用“毛澤東主義”一詞，毛澤東仍不予以同意。“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已日漸進入成熟的階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體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論、策略、方針。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鄧拓編選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對於毛澤東的宣傳在逐漸升溫：

一九四二年的“七一”，《晉察冀日報》發表號召“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的社論。

一九四三年的“七一”，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並加以論述。

一九四四年的“七一”，紅緞子封面上燙著五個金色大字的《毛澤東選集》出版了！

著作是思想的載體。在宣傳毛澤東思想、學習毛澤東思想呼聲日益強烈之際，毛澤東的著作也就日益受到人們注目。最初，毛澤東的著作零零散散地發表在報紙、雜誌上，或者作為黨內檔案印行，或者單篇印成小冊子。最為“豪華”的，要算是遵義會議之後，共產國際曾在莫斯科印行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單行本，用紅綢封面精印。在延安，印行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單行本。

毛澤東的最初的選集是在延安印行的《毛澤東救國言論選》，當然那只是收入毛澤東一小部分著作。一九四二年出過《毛澤東言論選集》，也只是收入他的《論新階段》、《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五篇著作。鄧拓自從一九四二年“七一”發表了那篇關於“毛澤東主義”的社論之後，就立下宏願，即為毛澤東編一本比較完整的選集。

一九四四年初，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聶榮臻和副書記程子華、劉瀾濤決定委託鄧拓編選、由《晉察冀日報》出版《毛澤東選集》。經向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毛澤東、副主任王稼祥）請示，獲得了同意。這樣，鄧拓就著手編選中國第一部《毛澤東選集》。挑起這一重任的鄧拓，那時三十二歲。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鄧子健。一九二九年，他入上海光華大學政治法律系，翌年加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曾兩度被捕。一九三七年春，鄧子健終於出獄。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稱：“西方有巨人，吾將往從之。”於是他前往中國西部，尋覓“巨人”，進入了晉察冀紅色區域。從此，他將“開拓新的生活”，因此改名鄧拓。鄧拓有著倚馬可待的文才。他進入紅區，負責主持《抗敵報》。此報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蘇聯“十月革命節”）改為《晉察冀日報》，鄧拓便成為社長兼總編（後來張春橋成為副總編）。報社長駐河北阜平城南莊附近馬蘭村，後來鄧拓取諧音“馬南邨”為筆名，為《北京晚報》寫專欄文章《燕山夜話》。鄧拓曾寫過一首詩《勖報社諸同志》，記述當年辦《晉察冀日報》的勃勃雄風：

筆陣開邊塞，

長年鉤剪風。

啟明星在望，

抗敵氣如虹。

發奮揮毛劍，

奔騰起萬雄。

文旗隨戰鼓，

浩蕩入關東。

鄧拓敬仰“巨人”毛澤東，悉心收集毛澤東散見於各報刊的著作。正因為這樣，當他受命編選《毛澤東選集》，很快就選出了毛澤東的二十九篇文章，約五十萬字，分成五卷：第一卷五篇，關於國家與革命的論著；第二卷十一篇，關於統一戰線的論著；第三卷三篇，關於戰爭與軍事的論著；第四卷三篇，關於財政經濟的論著；第五卷七篇，關於黨的建設的論著。在當時極為艱難的條件下，《晉察冀日報》印刷廠精心排印出了《毛澤東選集》。鄧拓親自擔任校對。此書第一版印平裝本四千冊。另外，還印了一百冊精裝本，用紅緞或藍緞作封面，燙上金字，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