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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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同的：他們均認為“五一”大“掃蕩”前，我們的精神準備還不夠好。那麼，人們或許要問：冀中是一塊敵後抗日根據地，四周一直是強兵壓境。1941年以來，日偽軍又實施“蠶食”，步步緊逼。在這種弦擰得越來越緊的情況下，按理說只會有人誇大敵情，驚慌失措，怎麼還會“估計不足”、“缺乏思想準備”呢？■定期的操練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曾說過：“小說亦可參考，因其雖無個性的真實，但有通性的真實。”就是說，小說裡的人物、情節等雖然都是虛構的，假的，但在涉及人們的心態等方面，卻又可能是當時歷史的真實寫照。比如說《紅樓夢》裡面的人物，什麼賈寶玉、林黛玉等等，當然都是虛構的，但它又是清初社會的一幅十分逼真的歷史畫卷，要想了解當時人是怎樣生活，怎樣思想，讀懂一部《紅樓夢》，也許比看十部乾巴巴的歷史書還有幫助，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寅恪先生才認為，雖說是搞歷史的，但“小說亦可參考。”研究古代歷史，可以透過小說等文學作品去把握當時人的心態和情緒，研究現代歷史，也是同樣的道理。比如說，我們研究“五一”大“掃蕩”的歷史，就不應忘記冀中作家王林創作的一部以“五一”大“掃蕩”

為時代背景的小說——《腹地》。

這部小說，據作者自己說：“寫於1942年冬到翌年夏。當時正值日寇對於冀中平原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瘋狂地進行所謂‘五月大掃蕩’。我相信中華民族抗戰必勝，但不敢幻想自己能夠倖存到最後勝利。為了給這場偉大的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留下一點兒當事人的見證，我就守著洞口動起筆來，隨時寫隨時藏在牆窟窿裡希望對於冀中平原根據地軍民粉碎日酋岡村寧次親自指揮的所謂‘五月大掃蕩’鬥爭的英雄史蹟能表現其萬一。”這部守在地道口寫成的小說，與其說是文學作品，真不如說是歷史著作。要想了解“五一”大“掃蕩”前後冀中百姓的思想情緒，應該好好看看這部書。

在這部小說中，王林寫了這樣一段話：反“掃蕩”鬥爭，成了冀中抗日民主根據地人民的一種定期的操練。敵人多日不出來“掃蕩”，倒是等得不耐煩。出來“掃蕩”一下子，又撲個空逃回去，群眾反倒感到是還了一筆閻王債，又輕鬆又愉快。出來“掃蕩”的敵人回王八窩了，據點裡增加的敵偽又轉移到其他地區去了，群眾和幹部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好防備敵人下一次的“掃蕩”

。從軍區一直到縣、區、村，開會的開會，做總結的做總結，佈置工作的急忙召集下級，傳達決議的立刻下鄉。

堅壁了一個時期的檔案包從土裡刨出來，衝散了幾天的同志又重新集合起來，打打鬧鬧，說說笑笑，彷彿經過反“掃蕩”

鬥爭，更加親熱了。鋼筆在溼土裡埋出了“汗”，紙本返了潮，可是經小風一吹，熱空氣一哈，等不到開完會，一切又都照舊了。戰爭年代有戰爭年代的繁華，“掃蕩”

一過，遊擊集市也飄忽不定地轉著村開了張，趕集的人也還不算少；遊擊小學校也照常上起課來。叫賣聲、歌聲、笑聲、讀書聲，重又飄蕩在大小村莊裡。

顯然，日偽軍這種週期性的“掃蕩”，在王林筆下，不過是“一種定期的操練”罷了，沒什麼了不起的。或許有人要說，雖說王林就是那個年代過來的人，但這畢竟是小說。

…

不要忘記克勞塞維茨的名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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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是這樣認為嗎？翻開將帥們的回憶錄，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將帥們也是這樣看的，而且還更為“浪漫”。

比如聶榮臻就說：敵人要進行大的“掃蕩”，就要深入根據地的腹地，這樣，它的兵力補充和給養供應，就很難解決。這就決定了它“掃蕩”的時間不能很長，頂多兩三個月。如果再持續下去，供應線就不靈了。況且，天氣越來越冷，很不利於它的作戰。我們抓住敵人不能持久這個弱點，每逢它進行大規模“掃蕩”，我們就同它周旋，頂多幾個月嘛，無非是搞一次大旅行，這對我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所以，我經常對同志們回憶說，抗戰期間，雖然處在敵人四周圍困的環境中，條件很艱苦，但是，我的心情始終不感到緊張和焦慮。

在聶榮臻這樣身經百戰的將領看來，敵人的“掃蕩”，連“定期的操練”都算不上，大不了是“一次大旅行”。

心情自然不緊張。

冀中的基層幹部和一般百姓，久經“操練”，對敵人的“掃蕩”，也不覺得多麼緊張。《腹地》中有一段描寫說一個村的村長範世榮，到區裡聽區委書記張昭進行反“掃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