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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張昭接著說道：“今天傳達冀中區黨委的形勢報告和緊急通知：根據各方面的徵候和可靠的情報，日寇對咱們冀中平原根據地要發動一次空前殘酷的大‘掃蕩’。冀中區黨委號召我們動員起來，迎擊和粉碎敵人的這次大‘掃蕩！’”
範世榮默默聽著，心裡說道：“反正哪一次動員都說是‘空前殘酷’，可是哪一次也都闖過來了！”
區委書記張昭，村長範世榮當然是虛構的人物，但當年像有這樣心理的村長，的確是有的。
再往下，百姓們聽了敵人要大“掃蕩”了，又是什麼反應呢？王林的小說中也有一段很真實的描述：反“掃蕩”緊急動員部署傳達以後，像一陣狂風席捲了整個冀中平原。各村遊擊小組和男女自衛隊日夜戒嚴，一方面警惕地盤查行人，一方面突擊地道，修整道溝，準備戰鬥。八路軍也都做了緊急戰鬥動員，政府機關、群眾團體、後方勤務部門把所有的檔案、工具器材都堅壁起來；非戰鬥人員也統統分散，各自建立社會關係隱藏在群眾裡。於是各種工作人員東去西來，像亂攪雲一樣穿來穿去，散佈著恐怖和戰鬥氣氛。地方武委會系統的情報，更像雪花一般飛到這村又飛到那村，說敵人在這個地區天天抓人修崗樓安設據點，在那個地區瘋狂地修汽車路挖封鎖溝，穩紮穩打地加緊向冀中腹心地區蠶食和壓縮，處處充滿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氛圍。
但是，日寇的“大掃蕩”並沒有馬上到來，於是緊張一陣以後，太平觀念又在幹部和群眾的心裡滋長了。人們笑著質問隱藏在群眾裡的工作人員道：“鬼子要大‘掃蕩’，你們怎麼事前會知道，給你捎信來啦？”
“俺的心剛不跳啦，你們又嚇唬俺！”
青年和村幹部們，見地道工程太費力氣，就猜疑上級傳達下來的日寇“大掃蕩”情況是一種動員辦法。因而自作聰明地分析道：“敵人吹出風要‘大掃蕩’，是一種謠言攻勢，鬼子專會玩這一套陰謀詭計：什麼‘大掃蕩’、‘小掃蕩’，季節‘掃蕩’，我見識過不只一次啦，到時候像推碾子推磨盤似的一轉悠就回來啦，有什麼了不起的！敵人最毒辣的方法還是從邊緣地區一步步地向咱們腹心地區壓縮，一口口地蠶食！”
民以食為天，在未看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脅的跡象前，農民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麼多打點糧食。1941年的收成不好，1942年春又缺雨，“糧價飛漲起來了。群眾成天坐在街上廟臺上盼望春雨，愁眉不展地嘆息春荒春旱，把反‘掃蕩’的緊急動員扔在耳朵後邊了。每天雖然有閒工夫，但是隻要幹部不催，挖地道的勁頭怎麼也鼓不起來。眼看就要餓肚子，誰還願意幹那營生子呢？”後來，天遂人願，果真盼來一場春雨。農民們高興地一邊幹活一邊議論：“‘掃蕩’就‘掃蕩’，咱見過多啦，只要種上莊稼有吃的，什麼也不怕！”
讀了王林的《腹地》，對“五一”大“掃蕩”前冀中百姓的心態，應該有了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印象。不過，在採訪過程中，一些老人說，有的地方，恐怕還不如王林小說裡所描寫的那樣，連敵人要“掃蕩”動員指示都未傳達。比如我們在離安平縣城只有8裡地的深縣西大染莊採訪時，村裡的老人就說，當年沒聽幹部說，日本人要大“掃蕩”了。又如劉秀英老人，當年在家鄉——離任丘縣城50裡的一個村莊，也未聽說過日偽要大“掃蕩”。
西大染莊是近敵區，劉秀英老人是1942年11月入的黨，當時是村裡的積極分子，而且據她講，這個村沒出過漢奸，是個抗日鬥爭開展較好的老根據地，居然都沒有聽到有關反“掃蕩”的動員。
到1942年，抗戰也抗了五六年了，如果說，最初老百姓對日本兵還覺得有些陌生和懼怕，現在已是相當熟悉和了解了。日本人是兇，是殘忍，但日本人的燒殺，反倒讓冀中的百姓們挺起了胸膛，沒什麼可怕的，再說，怕也沒有用。
1941年，安國縣一位百姓曾寫過一篇短文，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冀中的百姓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現：天拂曉的時候，我正在甜蜜地睡著。忽然聽得狼嚎似的一聲：“快快的開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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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記克勞塞維茨的名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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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夢裡驚醒過來，披衣下床，再想逃走，實在不能。
因為村子四面全被敵人包圍了，並且街上都是敵人，只得在敵人的皮鞭下到街上去開會。
有幾個手裡拉著小孩的婦女，來的晚了些。那個鬼子把洋刀朝她們一指，大聲呼喝道：“你的，開會為什麼來晚？死了死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