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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辦公室的牆上掛有一個橡木鏡框，裡面是他任學生會主席的證書。他的政治動物的生涯始於他在法學院當選學生會主席的那一刻。大多數學生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個職位，對此毫不在乎。對年輕的羅伊來說，很少有人向他提供工作機會。因此，在最後時刻，他抓住一次機會，在新奧爾良當了一名助理市政檢查官。1975年的年薪是一萬五千美元。在兩年時間裡，他處理的案子比所有其他市政檢查官的總和還要多。他的確是在拼命地幹。他在這沒有多大奔頭的工作中傾注了大量的時間，因為他即將獲得成功。他是一顆明星，但沒有人注意到。
他開始涉足當地共和黨人的政治活動，並學會了耍手腕玩花招。他結識了有錢且神通廣大的人士，在一家律師公司找了一份差事。他投入了多得難以令人置信的時間，成了一個合夥人。他娶了一個他不愛的女人，只因為她擁有他需要的東西，是一個能夠給他帶來體面的社會地位的妻子。羅伊正在飛黃騰達，他有一套行動計劃。
他和她依然是夫妻，但已經分室而居。現在，一個孩子十二歲，一個十歲。一個令人羨慕的家庭。
他寧願呆在辦公室而不願回家，這倒正遂了他妻子的願，因為她並不喜歡他，不過，她卻格外需要他那份薪水。
羅伊的會議桌上再一次鋪滿了法律書籍和法律記事簿。沃利已脫去外套，解下領帶。房間裡四處亂放著咖啡杯。他倆都很疲倦了。
法律相當簡單：每一個公民對社會都有為協助執行法律而作證的義務，而且任何見證人不得藉口害怕遭受威脅他或他家人的生命安全的報復而拒絕作證。誰也不能例外，誰也不能豁免。對於一個受驚嚇的孩子來悅，也無空子可鑽。羅伊和沃利已經研讀了幾十個案卷。其中許多已影印了副本，或摘錄了要點，胡亂扔在桌子上。那孩子必須開口說話。如果在孟菲斯少年法庭進行起訴成為泡影，福爾特里格打算對馬克·斯韋發一張傳票，讓他出現在新奧爾良的大陪審團面前。這將會把這小東西嚇得靈魂出竅，把一切都供出來。
特魯曼走進門來，說道：“你們又在開夜車了。”
沃利·博克斯離開桌子，兩手舉過頭頂，痛快地伸了個懶腰。“是啊，有許多資料需要趕著看完，”他說，精疲力盡的樣子，朝著一堆堆書籍和筆記本驕傲地揮揮手。
“請坐，”福爾特里格說，指指一張椅子。“我們就要幹完了。”他也伸了個懶腰，然後弄得指關節噼啪作響，他喜歡工作狂的名聲，一個不懼怕令人頭疼的工作時間的重要人物，一個視事業比妻子和孩子更重要的男人。工作意味著一切。他的當事人就是美利堅合眾國。
“我有一個主意，”特魯曼說，坐到桌子的另一邊。“你早些時候跟我講過，明天在孟菲斯舉行聽證會，在少年法庭。”
“我們正在提出一份請求書，”羅伊糾正道。“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舉行聽證會。不過，我們會請求儘快舉行。”
“是的，嗯，你看這樣行不行？就在今天下午離開事務所之前，我和沃伊爾斯的第一副手劉易斯談過。”
“如果明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是劉易斯先生親自把請求書遞交給孟菲斯少年法庭的法官，那會怎麼樣？我們現在說的是聯邦調查局的第二號人物。他把我們認為這個孩子知道的事告訴法官。”
福爾特里格開始點頭表示贊同，沃利見此情景，也開始跟著點起頭來，而且點得更快。
特魯曼繼續說下去。“還有些別的情況。我們知道格朗克現正在孟菲斯。他是馬爾丹諾派到那兒去的。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們假設那孩子處境危險，而劉易斯先生又向少年法庭法官解釋說，為了孩子的利益，最好讓我們把他拘留起來，那會怎麼樣？你知道，為了保護他自己？”
“這分析很好，”福爾特里格輕聲說。沃利也表示贊同。
“在壓力之下，那孩子會開口的。首先，他是被少年法庭下令拘留的，同其他任何案子一樣，那會把他的小魂兒都嚇掉的。可能也會驚動他的律師。希望法官命令那孩子開口。到那時，我相信，那孩子會說話的。如果不開口，可能他就會犯藐視法庭罪。你不這麼認為嗎？”
福爾特里格興奮起來。他在一本律師記事簿上潦草地寫了些什麼。沃利站起身來，開始若有所思地沿著書房踱著步子。好像事情迫使他不得不作出重大決定似的。
“你能和劉易斯通個電話嗎？”福爾特里格問道。
“我想能。”特魯曼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片，在電話機上撥起號碼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