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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原創，於是算了。
那時候，聽崔健的歌，看他一身行頭，象動不動就號稱幫我打架的大哥。記得他有一句歌詞，說有了一個機會，可以顯示力量，“試一試第一次辦事，就象你十八歲的時候，給你一個姑娘。”。我感覺，改改，是個好的小說題目，決定拿過來用用。
2003/6/1
《歡喜》代序：差一點成了憂傷的仲永
馮唐
我寫《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記之前，記錄我最初接觸暴力和色情時的感覺。但是，當我寫到三分之一的時候，我發現，已經寫晚了。儘管我有小時候的八本日記，有二十三歲的時候寫的一個兩萬字中篇小說，但是，我想那個姑娘的時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鐘一百二十次，手指再也不微微顫抖。王朔寫《動物兇猛》的時候，也反覆在正文裡懷疑並否定自己記憶和敘述的真實性，以致息淹雄心，把一個長篇的好素材弄成箇中篇，硬生生結了尾巴。
我想到的補救辦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後回望少年時代的視角：書中的少年人偷窺當時周圍的世界，寫書的中年男子二十幾年後偷窺書中的少年。姜文拍《陽光燦爛的日子》，在結尾用了一點點這樣的處理：加長卡迪拉克轉上建國門立交橋，長大了的混混們喝著人頭馬XO，看見兒時的傻子騎著棍子走過，傻子對他們的評價依舊：傻逼。
《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初稿完成，我換了工作，換了城市。原來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書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來的廁所大點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書。我把所有的書裝了四十四個大紙箱，四噸多，堆到大哥家某間十幾平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嘛？”我問。
“沒問題。蹋了也砸死樓下的。”我哥說。
我大哥賦閒在家，我說，別無聊，你每年開啟一個書箱，全部讀了。四十四箱書讀完，你就成為了一個幸福的人，一個脫離了低階趣味的人，一個快要告別人世的人。
在書籍裝箱的過程中，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過去的情書還是無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沒興趣，飛快收拾起來，免得老婆看見生事兒。有過教訓：我一個學計算機的朋友，被老婆發現他大學時代寫給其他姑娘的情詩，勒令三天之內寫出十首新情詩獻給老婆，要比舒婷寫得好，詩裡還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的時候，我明白，這是我最後一個機會談論這個主題，忽然想起那些手稿，想找出來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廢物利用。於是，二零零四年三月，在我滿三十三週歲之前，我發現了一部我十七歲時候寫的長篇小說：藍黑鋼筆水寫滿的三百二十七頁淺綠色稿紙，封存在一個巨大的牛皮紙袋子裡，竟然是個結構和故事極其完整的長篇小說，不可割斷，不可擷取，《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幾乎一點也用不上。
奇怪的是，十六年之後，我對這本長篇小說的記憶幾乎喪失，什麼時候寫的？為什麼寫？當時的情景如何？那個女主角叫什麼名字？為什麼全部忘記了？我無法回答，甚至那些藍黑鋼筆水的字跡和我現在的字型都有了本質的差別，要不是小說結尾清晰寫著八九年九月，要不是手稿沉甸甸攥在我手裡，我不敢相信這個東西是我的。我心虛地舉目四望，周圍鬼影憧憧，我看見我的真魂從我的腳趾慢慢飄散，離開我的身體，門外一聲貓叫。
我託人將手稿帶給出版家熊燦，他說找人錄入。他是個有明顯窺陰癖傾向的人，在錄入之前就偷偷看了手稿。打來電話：“你丫小的時候，寫的小說很有意思。有種怪怪的味道，說不出來。”
“我打算友情出讓給我的小外甥王雨農，讓他用這本書和他七歲的傲人年紀，滅了韓寒和郭敬明，滅了王蒙的《青春萬歲》。”
“不好。浪費了。要你自己用。簡直就是《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陰柔純情版哦。”
“你覺得比《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還好？”
“比《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真實哦，簡直就是活化石，恐龍蛋，有標本價值。你現在和王朔當年一樣，記憶都有了變形。嘿，總之，比《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強。”
“你是說我這之後的十六年白活了，功夫白練了。日你全家。”
“你的孤本在我手上哦，語言要檢點哦。毀了之後，沒有任何人能再寫出來哦。”
“北京是個有所有可能的地方，我的手稿少了一頁，就找人剁掉你一個指頭，少了十頁，就剁掉十個指頭，少了十一頁，就剁掉你的小雞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