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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了個吉日，我重新校對了一遍。我不相信熊燦的判斷，我自己的判斷是，優點和不足同樣明顯。小說語言清新，技巧圓熟，人物和故事完整，比我現在的東西更象傳統意義上的小說。對少年的描寫，細膩囂張，是我在其他地方從來沒有見過的，我現在肯定寫不出。但是，思想和情感時常幼稚可笑，如果拿出來，必然被滿街的男女流氓所傷害。
我有過多次衝動，想動手修改這篇少年時的作品，按照現在的理解，掩飾不足，彰顯優點。但是每次嘗試都以失敗告終，稍稍動手就覺得不對勁兒。思量再三，決定放棄修改，彷彿拿到一塊商周古玉，再傷再殘，也絕不動碾玉砣子，防止不倫不類。等到我奠定了在街面上的混混地位或是四十多歲心臟病發作辭世，再拿出來，一定強過王小波的《綠毛水怪》和《黑鐵時代》。隨手給這個長篇起了個名字，叫做《歡喜》。也只有那個年代和年紀，有真正的歡喜。
最後，打電話給大哥，開箱翻書的時候一定留神，要是再發現整本的手稿一定要告訴我。沒準在那四十四個大箱子裡，還隱藏著我少年時代寫成的另外三、四個長篇小說。幸虧這些小說當時沒有在街面上流行，否則作者現在就是另外一個憂傷的仲永。
2004/5/1
換個褲頭換個城市
馮唐
我原來以為，換個工作，換個城市，就象換個褲頭那樣簡單。
當時一個人從北京去美國，四六不懂，也就是簡單託運兩個巨大的箱子，隨身書包裡幾十張盜版光碟，貼肉錢包裡幾張薄薄的百元綠色美鈔，我首都機場裡抱了一下面目如春花身體如高粱飴的女友，向老媽老爸揮了一下手，在飛機上曲折婉約地睡了一覺兒，就到美帝國主義的地方了：多數人講英文，花草整齊，地上沒痰和菸頭，咖啡和可樂都散發著資本主義的味道。
所以想象從中國的北京轉到中國的香港，我想應該象換個褲頭那麼簡單：舊的蛻下來，扔進洗衣機，新的從衣櫃裡拿出來，踹兩下腿套上身體。
但是，離開北京就是第一桶麻煩。
雖然人實際上受僱於外企，但是名義和手續上我的單位是外企服務公司。外企辭職，簽署各種保密協議和非競爭協議，交還機要檔案、鑰匙、秘書、門卡、公司信用卡、手機、電腦之後，還要去外企服務公司。在外企服務公司，我要結算我的各種福利保險，住房基金，具體金額的演算法比對沖基金的高階操作還複雜，基本上它給我一個卡，給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密碼還不告訴你，還發給我一個存摺，和這個卡不是一個銀行的，這個卡和這個存摺什麼關係，一層樓的人也沒能跟我說明白。還有，我的檔案要存在北京市人才（公司？不知道），交幾百塊，別問為什麼。我也可以存別處，但是別處沒有在外企公司現場辦公，至於別處是哪些去處，在什麼地方，什麼價錢，北京市人才派出的現場辦公人員不知道。還有，我的戶口要自己存街道，我的醫療卡和繳費紀錄我要自己留著。
然後是處理身外之物。先是房子，房子先要租出去，靠著我的極簡主義的裝修風格，我租給了一個英國大使館做文化藝術專案的半大老頭。專案做四年，房子就租四年。那個裝修是京城室內設計大師孔大的作品，孔大的特點是才氣大，手巧，有急智，熱愛婦女，人住澡堂，手機不在服務區。本來房子是北歐風格的，有個真正的壁爐，大理石的，什麼“藍鑽”和“黑金沙”，壁爐前懶睡一條狗。後來孔大說，時間不夠了，“改現代日式吧。日本其實最好地繼承了漢唐風骨，而且日本人鹹溼。”後來孔大說，時間不夠了，“改極簡主義吧，最省錢的就是最好的，少就是多，少就是好。”就象相聲裡說的，畫個扇面，美女換成張飛，張飛變成大樹，最後只能扇面塗黑寫兩個金字完事兒。後來，房子租給英國人之後，孔大說，“歐洲人，藝術眼光最好。”我要搬出去，光書就裝了四十四箱。不可能搬到香港，香港一個島的書都沒這麼多，這些書進了我香港的房子，我只有踮著腳尖坐在廁所裡睡覺了。實在沒人可欺負了，還有父母。書堆進老媽原來的臥室，箱子摞了三層。老媽在美國叫嚷，樓板要塌的。我說，我問過孔大，民用樓板設計強度是一平方米一百五十公斤，實際負載量可達三百公斤，我的書平均下來，也就是一平方米一百三十多公斤。老媽繼續在美國叫嚷，樓板要塌的，樓下住著的老蔡是個好人。我說，您放心吧，我堆上書之後，還在樓板上跳了好些下，沒塌，還到蔡伯伯家去了一次，相應天花板上也沒看到裂縫。再從美國打電話來，是姐姐，說老媽做夢把書箱子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