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童時代 作者:鍾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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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那麼大，眼睛毛很長，鼻子有點兒翹，鼻樑上有幾粒淡淡的雀斑，樣子很逗人喜歡。從沃洛加信中，我知道原來蘇聯的學制跟中國不一樣。他們從小學到高中畢業都可以在同一間學校唸完，總共十年級。我們卻是總共十二年級：小學四年級叫初小畢業；六年級叫高小畢業；若考得上，再續三年，叫初中畢業；如果考得上高中，再讀三年，才可以考大學，比他們要多花兩年哩。

沃洛加每封信都令人很愉快，談的都是假期、滑雪、海灘、化裝舞會更讓我覺得應該好好向蘇聯學習，早日過上社會主義生活。沃洛加說他十分驚訝為什麼中國小學生連他們的斯達哈諾夫運動都知道，其實我是聽政治老師說的。

政治老師告訴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的經濟十分困難，春天雪化時，甚至在莫斯科的街道上都能見到冬季的餓殍。有15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對蘇聯進行經濟封鎖。斯大林號召他的人民努力加倍工作，有個叫斯達哈諾夫的工人一年不到就完成了自己幾年的工作定額，於是政府號召全體蘇聯人向他學習。稱為斯達哈諾夫運動。現在，中國也掀起向他學習的高潮，開始在各個工廠、礦山按照工作定額的完成量評出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後來，這種運動推及到醫院、圖書館、話劇團等等一切非生產單位去了。也不知是由於“斯達哈諾夫工作者’這稱號太長了不好記，還是因為學校呀。圖書館呀什麼的沒法核算產品定額，總而言之，中國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在獎狀上就被寫成‘先進工作者”了。

那會兒的先進工作者是不給錢的，但會得到一張道林紙印的獎狀。得了獎狀的人，就用飯粒拴在它的四角，高高粘在牆上，就成了這人和這家的驕傲。來客見了，立時滿臉敬重，都會停足細細欣賞那份印得十分簡單也寫得十分簡單的獎狀。往往在那種時刻，主人眼中就流動著一種含蓄得很的自信，遠勝於當今在家因眩耀有瓶路易xiii法國酒的主兒。

那時，各所學校也要每年兩次評好學生，也發獎狀。我家牆上從來沒貼過我的獎狀。老師們開玩笑說：“如果僅以工作量來衡量，鍾麗絲這匹害群馬都可以稱為斯達哈諾夭式學生了。可惜這野馬總跑不上正道！”不過政治老師卻很喜歡我，說是“有性格的孩子才是可以教育的孩子。”

我的政治老師戴副透明的白色膠框眼鏡，連走路都在讀書。他血氣方剛，講起課來很狂熱，那語氣那手勢，讓人覺得他巴不得將我們的頭蓋骨揭開以便將富國強民的主張一勺子就填進我們腦袋裡。一上他的課我就很興奮，於是我就加倍努力學習政治，放了學還翻爸爸的書看。爸爸有種《時事手冊》的刊物，講的全是政治事件。雖然我看了如墮五里雲霧般稀裡糊塗，但依然堅韌不拔，硬是生吞活剝地強記一些內容。比如說新中國建立後實行沒收官僚資本的政策；比如說《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是1951年5月10日在北京簽定的；記住了到1952年9月為止完成土改的農業人口已佔全國農業人口的90％以上；同年初，又對全國私營工商業者開展了“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還記住了中共七屆六中全會在1955年10月透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決議》總而言之，記住了一個小孩絕不會感興趣的東西——我這樣感興趣地做，除了覺得這是為國為民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覺得不該辜負老師的知遇之恩。因為他說他不但自己要努力成為新中國的政治家，還要把我培養成政治家。我也很願意長大成為政治家、不過，我始終也沒有當成政治家。他也沒有，他變成了一個右派分子。

第十三章

政府向女子要求獻給英雄的，是指“青年時期”了。

但我依舊搞不清為什麼，政府對男女要求獻出的東西會不一樣。

※ ※ ※

有天放學後，我們班的女生劉碧雲對我說：“你星期大到我家玩，好嗎？”我吃了一大驚。因為我的外號是“害群馬”，是“禍祖宗”，連許多老師有時都那麼叫，形象那麼差，以致班上的女生都不跟我玩，除非她們受了某個男生欺負，自家又沒有兄長出頭抱不平，才會出了校門後，揉著眼睛來告訴我。下次放學，我必在路上指名道姓找那男生狠狠打一架。

劉碧雲可是我們班的少先隊中隊長，拿獎狀的好學生，從來沒人欺負的，突然主動找我玩？我摸不著頭腦，就眼瞪瞪看她。

卻原來她大姐星期天要結婚，嫁的是個志願軍。劉碧雲告訴我，她大姐讀師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