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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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1幢3層那個八角廳每逢週日必有晚會。人人飯後拎張小板凳,個個爭著演節目。這層樓人才濟濟,連樂隊都是現成的,從提琴二胡橫笛洞簫到手風琴曼陀鈴應有盡有,曲子一支接著一支,反正無論大人歌小孩歌,情調都是那麼歡快那麼健康,韻律如山溪如月色,又亮麗,又柔美,從八角廳揚灑出去,溶進山城的夜晚。
滿城飄著蘇聯歌。無論日出枇杷山還是月印長江水,總能聽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管是北風凜冽還是春光明媚,到處一片《紅莓花兒開》。山城還唱“貝加爾湖,我們的故鄉”唱“冰雪籠罩著伏爾加河,冰河上跑著三套車”唱得熱忱坦蕩,如同唱自己的故園。我永遠忘不了那首《列寧山》,忘不了我的同胞曾如何去歌頌一個他們絕大多數人終生從未謀面的民族,去歌頌這個民族的風物、領袖、首都,如同歌頌中華民族自己的理想。那些樸實精悍的山城人,一群一群一夥一夥地合唱著:“親愛的朋友,我們都愛列寧山。讓我們迎接黎明的曙光,從高高山上我們眺望四方,莫斯科的風光多明亮。工廠的煙囪高高插入雲霄,克里姆林宮上曙光照耀,啊,世界的希望,俄羅斯的心臟,我們的首都啊,莫斯科!”
這7年來,我不斷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洲到另一個洲,卻再沒發現過世界上有哪個民族能如我的同胞曾經的那樣,帶著那麼寬廣的親情,那麼厚重的敬意,那麼徹底的愛戀,帶著整個民族那麼深切的祝願,去讚頌另一個民族!沒有,我沒有見過也沒有聽說過。
那時候,老師天天給我們描繪著蘇聯。自然老師介紹發現條件反射的動物學家巴甫洛夫,和成功嫁接梨蘋果的園藝家米丘林;地理老師講官廳水庫,講西伯利亞大森林;語文老師讓我們輪流朗讀《馬特洛索夫》、《鼓手的命運》;歷史老師津津樂道於《衝擊冬宮》和《察裡津保衛戰》;連美術老師也變得伶牙利齒,下了課還在說列賓如何畫伏爾加縴夫的故事;政治老師則斬釘截鐵地預言著:“帝國主義將來一定要滅亡;全世界勞動人民正以蘇聯為首,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就是那種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社會,然後再著手建設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那就叫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如此光明如此快樂如此簡單又如此全面,我覺得社會主義好比一道閃電,使我的腦海心田一下子就亮了,就開了,就裝滿了這種理想。老師說這叫遠大理想。
第十二章
我始終也沒有當成政治家。他也沒有。他變成了一個右派分子。
※ ※ ※
將遠大理想一下子就拉得讓我可親可近的人,是住我家隔壁的柴天惠。柴天惠是個大學生,老愛像蘇聯姑娘般穿件花格子“布拉吉”。再頑皮的小孩兒見了柴天息都是畢恭畢敬的——因為大學生,比英雄母親更令人景仰。只要個人努力,肚子爭氣,就多可以成為英雄母親的;但要成為大學生,卻非扳倒許多對手不可。那時代,平均每2000人中,只能有一個進得大學之門。
柴天惠建議我們給蘇聯小朋友寫信。她讓我們各寫一封,介紹自己的情況,標明各人就讀的學校、年級。班次、座位,然後逐一為我們譯成俄文。她回去翻譯時,我們這幫小學生全聚在八角廳誠煌誠恐地等待。她妹妹柴天華,一會兒一次地到廳裡向我們宣佈:“我姐姐,她又翻好一封了!”那神態之驕傲,像故事裡那一類最刁蠻的公主。
信翻成俄文後,柴天惠又讓我們伸出右掌蓋在屬於自己的那份俄文上,然後用鉛筆把手掌輪廓仔仔細細描下來。信全是寄去莫斯科第一小學的,並依照我們各人的情況,寫上某年級、某班次、某座號同學收。卻是沒有收信人姓名的。因為誰也不知道。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寫信,且滿懷熱情。然後,我們這層樓的全體小學生就一路唱著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雄赳赳結隊去上清寺郵局寄信,之後就開始等回信,等得很煎熬。我們樓下有個大信箱,沒蓋的,釘得很高掛在大門附近的牆上,要大人們才伸手夠得著。我們天天疊羅漢,輪番兒踩在小夥伴肩上看有沒有蘇聯來信。又過了一週,索性跑到大院外面天天等那郵遞員。終於有一天,被半路截停的郵遞員掏給我們一大捆信,他又興奮又驚奇,喊道:“蘇聯娃娃居然會寫中國字喲!”
我們每人收到一封回信。信封上有一筆一筆描出來的姓名和地址,拆開一看,信上也畫了巴掌,還附了照片,卻我們咋也看不懂俄文信了。於是大家又開始到路口去盼柴天惠
給我回信的是個男孩,叫沃洛加。他寄來張照片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