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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期間,毛姆重新出山了,在英國情報處新處長威廉·斯蒂文森(代號“勇士”)的麾下效力。斯蒂文森在給泰德·摩根的信中指出毛姆曾是他的部下,但明確地表示毛姆並不特別有用:
說起薩默塞特·毛姆,他是我們在處理BSC(英國安全協調處)的檔案材料時遇到的一個典型例子。在反納粹戰爭中,許多志願服役者不願讓別人知道他們是間諜機構成員,他們認為他們當間諜是為了在危急時刻報效國家。很少有人喜歡這一行。他們之所以幹上這一行是因為別無選擇。所以必須尊重他們的願望。
斯蒂文森手下有各種各樣的朋友和熟人。他在自傳《一個名叫“勇士”的人》中披露了那些人,後來指出他們並不在乎曝光。然而,毛姆更喜歡默默無聞。
戈培爾的預言
艾興頓是第一個非英雄式的間諜。後來的非英雄式間諜人物形象有萊恩·德頓筆下的哈里·帕爾默和約翰·勒卡雷筆下的斯邁利。艾興頓像毛姆一樣為不快所困擾。他神經緊張,悲觀厭世,四處遊歷,尋歡作樂:他嗜好享受佳餚、閱讀、火車旅行和熱水浴。在日內瓦,艾興頓像毛姆那樣擔心自己被捕,但卻在沐浴中得到了解脫。艾興頓既不勇敢,也不成功,甚至不是情報處特別重要的角色。其實,他的生活就像毛姆那樣平淡無奇。
艾興頓的公務非常枯燥。他像毛姆那樣定期召見手下的間諜,發放薪水。有時候他會僱傭一個新手。他收集情報,經核實後送往倫敦。每週他去一次法國邊境,與同伴接頭,接受命令。逢上趕集,他會去見一個賣黃油的女人,看看她是否有來自日內瓦湖對岸的訊息。總而言之,他乾的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工作。
艾興頓是一個文化人,對畫展和看戲比對他不太在行的諜報活動更有興趣。從《金小姐》中我們可以得知他的冷麵上司R招收他當間諜的方式很像毛姆本人的經歷:
他向艾興頓提出了好些問題,然後開門見山地說他具備進行特務活動的特殊素質。艾興頓通曉好幾種歐洲語言,而他的職業是極妙的掩護。他可以藉口寫作毫不引人注意地前往任何一箇中立國家。講到這裡,R說:
“要知道,你必須去收集對你的工作有用處的材料。”
“我很樂意。”艾興頓說。
艾興頓喜歡打橋牌,尤其以品嚐美味為樂。他還熱衷於出那些孤陋寡聞的人——尤其是R的醜。
毛姆和英國駐莫斯科大使的衝突就很像短篇小說《大使閣下》中赫伯特·威瑟斯伯恩大使用刻板的禮儀和令北極熊也寒徹心肺的冷淡態度接待艾興頓的情況。大使對艾興頓說道:
“真是稀罕事。我接到指示,要用專用密碼拍發你的電報,而且密碼電報一到就得馬上轉交給你。我想密碼你已經拿到手了。”
“我希望電報不會常有,閣下,”艾興頓答道,“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密碼譯來譯去更討厭的事了。”
赫伯特爵士沉吟了半晌。也許這不是他所期望得到的回答。
在《哈林頓先生的衣服》裡,從艾興頓身上也反映出毛姆和他那四名執行俄國使命的旅伴之間的關係:
他感到迷失在廣袤的俄國,孤孤單單隻影飄零忽然有人敲門。艾興頓高興地用他學來的幾個俄語單詞嚷起來。門開了,他一下子站起來。
“進來,進來,”他嚷道,“見到你們真是太好了。”
走進來三個人。他認識他們。他們乘的也是從舊金山駛往橫濱的那班輪船,但是根據指示他們不得在途中與艾興頓聯絡。他們是因進行革命活動而長期流亡在美國的捷克人,他們被派來協助他完成使命。他們將替他聯絡上在俄國猶太人中有絕對權威的E教授。
毛姆和艾興頓都很瞭解上司的麻木和虛偽。當艾興頓奉命下令破壞一家奧地利兵工廠,因而導致屠戮大批無辜的人時,他反省道:
大人物們當然不願和這種事發生任何瓜葛。儘管他們準備從聞所未聞的無名間諜的行動中撈取好處,但是他們卻對骯髒的工作閉上眼睛,而那樣他們就可以把乾淨的雙手放在心口上,慶幸自己從未做過任何不光彩的事情。
在《艾興頓》1941年版的簡介中,毛姆講到二戰中戈培爾曾在廣播裡預言:艾興頓系列小說所描寫的那種殘酷和悲觀失望的情緒無疑是對英國秘密情報機關的真實寫照。毛姆成功地再現了早期英國情報機關裡盛行的上流社會的價值觀。《艾興頓》對戰後間諜作品有著深遠的影響——比《沙灘之謎》和理查德·漢內的愛國冒險活動都要大得多。埃裡克·安勃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