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當過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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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謀計劃上興趣相投，而且在政治觀點上也是不謀而合。1971年6月，亨特在考爾森的幫助下出任白宮顧問，並接到指示組織一項旨在搞垮前政府僱員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的行動。埃爾斯伯格把有關美國插手東南亞事務的國防部檔案，洩露給了《紐約時報》。亨特這一行動的目的就是扭轉窘迫局面，保證尼克松競選成功。托馬斯·鮑爾斯在《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爾姆斯和中央情報局》中寫道：“多年前，心理戰專家保爾·林伯格曾盛讚，亨特是中央情報局內兩個擁有非凡的‘秘密情報戰頭腦’的人物之一。”總統助手約翰·D·埃利希曼在1971年7月7日見過亨特之後，馬上批准了考爾森的計劃，當天下午他找到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羅伯特·E·庫什曼將軍，要求中央情報局給予協助。埃利希曼對他說：“亨特日後也許會尋求您的幫助。我想告訴您他實際上是在為總統工作。他和這裡的人都是老相識了。您該明白他的自主權有多大。”

亨特自1971年7月開始為白宮效力起，不僅策劃了埃爾斯伯格行動計劃，而且參與了另一個利用查帕奎迪克醜聞1969年7月18日晚，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出席了在查帕奎迪克島上舉行的一次宴會之後，開車送一位年輕美貌的女秘書回家時發生車禍，汽車從橋上衝入水中，女秘書溺水而死，肯尼迪卻活了下來，致使輿論大譁。醜化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的計劃。後來為了徹底搞臭肯尼迪家族，又利用1963年南越總理吳庭豔被殺案大做文章，發動了一場聲勢更為浩大的輿論運動。

1971年夏秋時分，亨特要求中央情報局協助他進行所有這些活動。7月22日，他來到中央情報局造訪庫什曼將軍，請求提供特殊裝置，庫什曼答應了他的要求。第二天，中央情報局技術服務處的一位軍官，給亨特送來一臺變聲儀和一棟安全住宅的居民身份證。7月28日，亨特向考爾森建議，讓中央情報局搞一份埃爾斯伯格的心理簡況，因為華盛頓方面風聞他的心理不穩定。考爾森找到白宮助手戴維·R·楊。楊再找到指揮鏈中的下一個環節——中央情報局的霍華德·奧斯本。奧斯本則去找赫爾姆斯，赫爾姆斯勉強答應了亨特的要求。第一份關於埃爾斯伯格的心理簡況內容過於含糊，埃利希曼和防洩案專家小組表示不滿意，因此在1971年8月13日，赫爾姆斯親自出馬佈置了這方面的任務。

寶石行動計劃

亨特這時候雄心勃勃。8月18日，他請求中央情報局，把正在巴黎工作的他以前的秘書借給他用一下。兩天後，他先要去了一架錄音機和一些假的名片；接著要了一個“安全保險”的紐約電話號碼（也就是一直有人接的電話）以及賽車執照和信用卡。8月25日他又要去一套偽造工具和給高頓·林迪的身份證。

亨特沒完沒了的要求終於使中央情報局的部門官員不安起來，他們向上級彙報了他們的擔憂，最後，庫什曼的行政助理卡爾·瓦格納下令拒絕亨特的進一步要求；然後他向庫什曼呈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提到應該對亨特無休止的要求加以限制，對國內秘密行動中的器材使用應該加以嚴格管理等問題，並對一個名叫林迪的不明身份的人印發證件表示不滿。於是庫什曼給埃利希曼打了電話，埃利希曼同意停止這一切活動。

8月份的一天，亨特夜盜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劉易斯·菲爾丁的洛杉磯診所。在這次行動中他起用了一個名叫尤金尼奧·馬丁尼茲的古巴人。這個古巴人參與過許多中央情報局組織的秘密行動，經驗非常豐富。亨特原以為萬無一失，結果馬丁尼茲把這一切都說了出來。水門醜聞曝光之後，赫爾姆斯雖然疑竇叢生，但仍然堅持他的應變方針：“保持冷靜，不要主動說什麼，因為那隻會連累我們。避開這件該死的事情。”在水門案件聽證會上，亨特想起了埃裡克·安勃勒的一部小說《戴爾切夫的審判》。他覺得其中有一段描寫特別符合他當時的苦惱心情：“對他的審判決非過過堂，而是一個經過精心準備考慮周密的程式。他必須先被搞臭整垮，然後再被當作一個罪犯來處置。”

（圖片水門飯店）

亨特對此作了如下說明：退休之後，一個與CIA保持著關係的公司僱傭了他。進公司數月之後，總統特別顧問查爾斯·W·考爾森找到了他，請他擔任總統行政管理辦公室的顧問。考爾森告訴他，白宮需要他那種情報工作出身的人。他當時就知道他的任命是經約翰·D·埃利希曼和H·R·霍德曼批准的，他們倆都是總統助理。亨特強調說，從他開始為白宮工作起，一直到1972年6月17日第二次潛入水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