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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他參與的活動基本上和他在中央情報局所做的相同。他說，總統創立了由人稱“管道工”的防洩密專家組成的特別調查組。這個組織專門執行總統認為傳統的偵查機構不適宜承擔的國家安全任務。他就是這個組織的一員，並以此身份參加過追查高階情報失密的工作。這些工作包括“管道工”潛入了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劉易斯·菲爾丁的診所。他承認那次潛入得到了約翰·埃利希曼的副手伊格爾·克洛的同意。他之所以認為必須進行那次潛入行動，是因為他相信埃爾斯伯格或他的同事，在向蘇聯提供機密情報。那次行動是由聯邦調查局前特工G·高頓·林迪指揮，亨特協助的。
潛入菲爾丁診所發生在1971年8月。及至11月，高頓·林迪告訴亨特，司法部長約翰·N·米歇爾提議制定規模宏大的間諜與反間諜計劃，由林迪負責實施。於是，林迪和亨特一起編制了這個計劃所需的預算。這個計劃的代號為“寶石”。亨特認為，這個計劃得到過前白宮助理傑勃·斯圖爾特·馬格魯德和總統顧問約翰·W·狄恩的批准。以後，他聲稱他還得知查爾斯·W·考爾森也同意此項計劃。據亨特的法庭證詞稱，1972年4月林迪告訴他，他們將執行“寶石”計劃裡的一部分：“水門行動”。他還告訴亨特，他得到一個訊息（亨特認為訊息來源是一個政府機構），古巴政府向民主黨競選活動提供經費。為了查明真相，1972年5月27日，水門辦公大樓裡發生了一起潛入民主黨全國競選總統事件。6月份緊接著又發生了第二起潛入事件。
13年的鐵窗生涯
亨特最受歡迎的間諜小說是《柏林的終局》。他自己也認為那是他最為重要的作品。但是這本書出得不是時候，正值水門事件曝光之初，所以反響十分強烈。對此亨特抱憾甚深。他覺得這本書好就好在它第一次在間諜小說中刻畫了“有權有勢的間諜”，他們靠著顯赫的社會地位，能夠替國外勢力左右國內事務。他是在情報生涯後期發現這一現象的，他在他的周圍找到了許多那樣的間諜。其中有些人就成了《柏林的終局》中的人物。這本書透過了中央情報局的審查，因為“那些掌權者當時顯然認為揭露有權有勢的間諜並沒有什麼不妥而我自然也沒有做出什麼不妥之事，我認為這是一個應該引起人們警惕的重要問題”。
亨特後來因水門事件被捕服刑，服刑期間警方不允許他寫作，對此他感到忿忿不平。他指出每一個黑人激進分子都有打字機和打字材料，而他卻連一本筆記本都得不到。不過，他還是想方設法偷偷記了一本秘密日記，但在出獄後沒能找到願意出版它的出版商。在從一個監獄到另一個監獄的頻繁轉移之中，他一共度過了十三年漫長的鐵窗生涯。更不幸的是聽證會才開始，他的妻子就在一次飛機墜毀事故中喪生了。她的遇難對他不啻是五雷轟頂。
（圖片監獄）
亨特當真把水門事件寫進了小說。在《哈格雷夫的欺騙》中，主人公用倒敘的手法回憶起他被認定蔑視國會的往事。亨特也有過一次非常相似的經歷。
馮比洛謀殺案的啟發
亨特說他和英國軍情六處保持著長期良好的工作關係，但覺得軍情六處缺少一種目標感，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得比較“保守”：
在真正制定策略戰勝敵人之前，你首先必須知道誰是敵人。在西半球工作的時候，我十分清楚地體察到軍情六處下達的命令只是蒐羅經濟情報，而非開展針對蘇聯目標的積極行動，甚至連反間諜行動也算不上。在英國情報站裡經濟情報至高無上。我想，鑑於大英帝國在迅速沒落的時候失去了許許多多市場，因而這是可以理解的。
亨特認為在過去十年裡，英國諜報機關大都專心致力於尋找間諜和叛徒，滿足於往日的榮耀。
由於亨特在水門事件裡聲名太臭，而且他在自傳裡又詳細描寫了這一經歷，所以在人們的印象裡他只是寫過一本自傳的作家——這使他覺得特別難以忍受：
由於“水門事件”的原因，公眾對於我的作家身份並不太認可。在某些公開場合，當採訪者發現我曾經寫過一本書時感到很驚奇。在他們眼裡我就像一隻偶然反覆敲打著打字機，弄出了像《伊利亞特》那樣有條有理的東西的猴子。他們所受的教育使他們把所有水門事件人物看作比查爾斯·曼森還要壞的壞蛋。所以，這是我與傳播媒介難以溝通的關鍵所在。
亨特對中央情報局的“出賣行徑”感到非常憤怒。赫爾姆斯口口聲聲說中央情報局特工是並肩戰鬥的，“但難免有朝一日身敗名裂”。亨特不無痛苦地補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