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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亨特坦率地承認沃德系列與邦德系列相比，是一部失敗之作：他認為弗萊明或其他任何小說家都不會把皮特·沃德系列當作一種威脅。皮特·沃德系列出版之際，正值邦德紅得發紫的時候，讀者似乎對美國式的邦德缺乏熱情。亨特的書銷路平平，他覺得原因在於1972年許多傳播媒介對間諜活動頗為嫌惡：“那主要是那些傳聞嘲弄貶低了中央情報局的緣故。”他認為是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的調查委員會沾汙了中央情報局的名聲，使它聲名狼藉。
亨特也覺得沃德並沒有幫助提高中央情報局的形象，其中部分原因是間諜小說裡誕生了非英雄人物。這時候美國國內對越南戰爭正爭論得不可開交，反戰說客們得到了英國和歐洲的大力支援。所以，任何一位不合時宜的作家都會遭到唾棄。
被出賣的人
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和副局長卡拉梅辛斯與亨特的關係很好。在皮特·沃德系列小說寫作過程中，他們只提出亨特構思的“非洲陰謀”中，有些細節洩露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而亨特不同意他們的看法。亨特是在處理巴爾幹事務時認識卡拉梅辛斯的，當時卡拉梅辛斯是駐雅典情報站站長，後來又調到維也納。亨特應他公私摻半的緊急請求“做過不少神速的工作，配合他在中歐實施計劃。”
水門事件後，赫爾姆斯立刻對“臭名昭著”的霍華德·亨特退避三舍。但在水門事件前，兩人每月要在俱樂部共進一次午餐，關係非同一般。亨特說他們是心腹之交，赫爾姆斯不僅把自己的離婚情況詳細地告訴了他，而且還秘密地向他透露，他有希望升任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的訊息。”所以，在赫爾姆斯力圖與水門事件劃清界線之前，我一直把他當作一個非常可靠的好朋友，”亨特說道。
亨特個人顯然很欽佩赫爾姆斯。他說赫爾姆斯是一位出色的情報局長。亨特積極貫徹赫爾姆斯的指示，效仿他的工作方式，幾乎是把他當作英雄來崇拜，這進一步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友誼。他在1980年出版的《哈格雷夫的欺騙》中回憶道：
他的辦公桌上總是乾乾淨淨的。他與中央情報局內那些以為熬夜苦幹，桌上胡亂堆滿待籤的檔案、資料夾、電文和備忘錄就能獲賞識的人在動機上——其實應該說在生活態度上——有著天壤之別。
亨特在華盛頓的幾年裡，總是遵守赫爾姆斯的工作制度。除非碰巧值夜班，否則5點鐘一過他就下班。他說：“儘管我們總得隨時待命，但我還是覺得完成了情報局一天的工作之後，該是回家把諜報問題拋諸腦後的時候了。”
他用筆名戴維·聖約翰總共出版了八本皮特·沃德平裝本驚險小說。但是他的第一本書一出版，情報局圖書館館長沃爾特·福茲海默就告訴他，國會圖書館在這本書的版權卡上說明了他的真名。所以，中央情報局決定為防止國會議員提出質疑，把亨特送到國外躲避一陣子。後來亨特辭去了中央情報局的職務，成為卡拉梅辛斯手下的合同制間諜。這次他的工作地點是在馬德里，1965年亨特一家賣掉了房子，搭乘一艘西班牙班輪動身前往西班牙。
我想這其中的緣故是我的身份在無意中暴露了，中央情報局不願意承認，在某種意義上是他們授意我撰寫沃德系列的。赫爾姆斯訊息非常靈通，雖然我沒發現自己惹過什麼特別的麻煩，但我想赫爾姆斯可能獲悉，國會中有人準備拿他大做文章，指責他在創作沃德系列小說中沒有隱去這“CIA”三個字母即指中央情報局的縮寫字母“CIA”。。
（圖片白宮）
命中註定亨特在歐洲待不長。西班牙的工作尚未結束，他就申請調回華盛頓。因為他的兒子需要治療，而在馬德里沒有良好的醫療條件。赫爾姆斯爽快地批准了，任命他為計劃部西歐司秘密行動處處長。然而亨特上任後並不愉快，因為他的右翼思想與德國那些社會民主黨人背道而馳。
為總統工作
亨特的長女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受了重傷，在醫院住了三年，把家裡的積蓄幾乎全花光了。於是他便從中央情報局退休，另謀生路。在中央情報局就業服務處的協助之下，一家著名的華盛頓公共關係公司，聘用他為負責開拓業務的副總經理。但是這個公司最終被拍賣掉了。這時候，亨特和布朗大學的校友查爾斯·M·考爾森恢復了往日的友情。考爾森是美國總統顧問，他和白宮的關係特別密切。1968年秋，亨特漸漸看出考爾森參與了尼克松的總統競選活動。所以，他覺得應該向考爾森靠攏。
考爾森和亨特常常在一起共進午餐，他們發覺彼此不僅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