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當過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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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以後在軍情六處的經歷，使他得出與莫格里奇相似的結論：諜報活動是一種遊戲，玩者通常是一些古怪的人。

打著救濟會幌子的綁架組織

幾星期後格林被召到德國大使館，在那兒馮·伯恩斯托夫親手遞給他一隻內裝25英鎊舊幣的信封——去德國“度假”的費用。為了預防萬一，馮·伯恩斯托夫叫格林燒燬信封。

（圖片一個面容陰險的老頭）

格林的父親看見兒子與一些陌生人來往，很是擔憂，主動提出承擔這筆旅遊費用，但格林拒絕了。他仍沉醉於冒險的遐想之中。於是他與作家克勞德·科伯恩一起去了德國，格林的堂兄圖特（愛德華·格林）因為會講德語也隨同前往。此行是以一個略帶戲劇色彩的場景為開端的：當他們安然登上去哈維希的火車，在包廂內坐定時，門突然被開啟了，P上尉溜了進來，在他們身旁坐下，他臉上因決鬥而留下的傷疤瞧上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猙獰可怕。後來格林在《一種生活》裡描寫道：“車廂裡的笑聲戛然而止，我們竭力想使自己看上去像個符合身份的觀察員。”

令他們掃興的是，此行並未和風雲詭譎的間諜世界發生任何聯絡。儘管P上尉的出現帶有神秘色彩，但總的來說這是一次平淡無奇的旅遊。在科隆他們會見了一位政治領袖和一位實業家；在埃森他們目睹了一家工廠因工人罷工而變得一片死寂。他們開始集體構思一部巴肯風格的驚險小說，可毫無結果。在愛德華·格林的記憶中，那次旅行是一次充滿困惑的體驗：“我們坐在克虜伯斯的會議室裡聽人演講，格雷厄姆在作記錄。旅遊期間，他是個熱情的同伴，但喜怒無常——情緒波動很大。我們受到熱情款待，住的旅館都是非常豪華的。旅行過程中我注意到格雷厄姆是一位目光非常敏銳的觀察家。”

直到進入被佔領區附近的海德爾堡時，他們想體驗間諜生涯的願望才得以實現，但非常有限。在訪問帕垃坦流亡者救濟基金會的過程中，他們發現這實際上是一個打著救濟會幌子的綁架組織，頭子是一名身穿燈籠褲，人稱“埃伯萊因醫生”的男子。埃伯萊因僱傭年輕打手以最快速度駕車駛入法國佔領區，綁架與法國當局合作的德國官員，然後在沒有正常法律程式的邊地法庭上以重大叛國罪加以判決。格林回到英國後給馮·伯恩斯托夫寫了封信，暗示資金難以從秘密的民族主義組織那兒運送進被佔領區，他還指出，讓一名牛津大學的在讀生當信使，極不容易引起懷疑。馮·伯恩斯托夫回信說，柏林的“朋友”問他，是否有興趣返回法國佔領區，與分裂主義者的領導接觸一下，弄清他們未來的計劃。這個建議使格林欣喜萬分，心想他終於在十九歲的時候走上了間諜之路——這是一種將脫俗與“冒險”相結合的生活。在以後的歲月裡格林熱衷於“冒險”，他在《一種生活》中寫道：“我猜想所有的小說家都有與間諜相似的地方；密切觀察，偷聽，探索動機，分析人物性格，為了文學甚至不講道德”。

兩面人

1924年的整個秋季學期，格林在自己的寓所裡繼續接待陌生的外國客人，過著一種雙重生活。一方面他要聽指導教師的課和參加各種社交活動；另一方面他又要同伯恩斯托夫接觸，他還完成了第一部未發表的長篇小說。不久，他驚訝地發現自己成了一名雙重間諜。《愛國者》是一份右翼雜誌，老闆是諾森伯蘭公爵，此刊物支援過主張獨立的分裂主義者。格林非常殷勤地表示願意充當他們在特里爾的通訊員。他們對這一提議甚感興趣，因為格林不計報酬，而且還是一名巴利奧爾的學生。假如格林能反映他們的觀點——不夾雜任何其他觀點——《愛國者》將樂意僱傭他。格林隨後給倫敦的法國大使館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們他將在特里爾為《愛國者》撰稿，如果他們有什麼指示的話，他樂意接受。

（圖片一個兩面人，可以是漫畫）

遺憾的是他想當雙重間諜的夢沒有圓成。著手解決德國戰爭賠款問題的道威斯計劃已經制定，歐洲各有關國之間已達成一致的協議。隨著形勢的變化，他們不再需要格林了。馬裡耶·弗朗索瓦斯·阿蘭在他的《另一個人：與格雷厄姆·格林的談話》一書中引述了格林的話：“與其當特務，還不如當個雙重間諜。可我得到通知，他們不再需要我所提供的服務了。作為我學生生活中一個重要內容的那些神秘的德國人全都不可思議地消聲匿跡了”。他在《一種生活》中評述道：“諜報工作是一門奇特的職業——對有些人來說，這是一種根本不講道德，不考慮經濟利益，甚至不考慮國家利益的職業——為當間諜而當間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