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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格萊斯頓和密爾55
聯合主義“以及半社會主義的思想觀念,他並沒有好感,事實上,兩者對他正在進行的政治工作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逆流。
然而,在愛爾蘭土地法案上,他開始了一項新的政策,在一個雙方條件相差懸殊的典型事件中拋棄了契約自由。他不是一個抽象的思想家,對具體的正義富有熱情,這就足以使他勇往直前。
他疾惡如仇,從多方面對暴政發動無情的戰爭。
但是,他最有創見的工作是在帝國關係領域內完成的。
被惡意誣衊的馬朱巴協議①是一個正義行為,但為時過晚,未能永久性地消除禍害。最了不起的是政治家的勇氣,他在那個時候能夠完全依靠民族自由和國際公平交易的固有力量。在愛爾蘭事件中,格萊斯頓又一次依靠同一些原則,但是需要有另一種力量來取得成功,這種力量是任何人都指揮不了的,亦即時間的力量。
在國際事務中,格萊斯頓是個開路先鋒。
他的原則和科布登不盡相同。他不是一個不干涉主義者。他代表希臘採取了行動,也差點代表亞美尼亞人採取行動,他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國家榮譽,並防止一個可怕的錯誤。格萊斯頓的原則可以說是與馬基雅維裡、俾斯麥以及每一個外交部的實踐相對立的。外交部的辦事原則是:國家的理由證明一切事情都是正當的,格萊斯頓的辦事原則是:除了已經被人類良知證明是正當的事情以外,任何事情都不能被國家的理由證明是正當的。在他看來,政治家不僅要維護他的國家的
①馬朱巴協議:181年2月27日,英軍在南非馬朱巴與布林人交戰,大敗,遂即簽署馬朱巴協議,德蘭士瓦接受英國統治,英國則承認德蘭士瓦獨立。——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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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第五章 格萊斯頓和密爾
物質利益,而且還要維護國家的榮譽。
政治家是世界的公民,因為他代表他的國家,而國家是世界大家庭的成員之一。他必須承認權利和義務,正如任何其他人類組織的代表必須承認權利和義務一樣。從未劃定過一條線,越過這條線,人類的責任就告終止。從未有過一個鴻溝,跨過這個鴻溝,人類受苦受難的呼聲就聽不見,屠殺和酷刑就不再可惡。
還有,人應該像愛國者一樣承認:一個國家要變得偉大,不僅可以透過把地圖繪成紅色,或者把其貿易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也可以透過作為正義的先鋒、被壓迫者的救星、自由的老根據地,使國家變得偉大。從譴責鴉片戰爭,揭露那不勒斯監獄黑幕,直到在君士坦丁堡大屠殺次日最後一次露面,這就是格萊斯頓力求傳達的資訊。他走在時間前面。他並不總是能在他自己的內閣裡維持他的原則,他一隱退,世界似乎又回到了老路上。他自己的黨在很大程度上向對立觀點屈膝投降了。另一方面,細心而不抱偏見的批評家會承認他老年時的主要對手索爾茲伯裡勳爵吸收了他思想的某些精華,在其影響下盡力使國家免於帝國主義的極端行為,而他的信徒亨利。坎貝爾。班納曼爵士則利用其短期執政的權力改變了在南非的種族統治政策,並證明了格萊斯頓對政治自由復原力量的信任的價值。還可以補充說,如果從那時以來,犬儒主義一直在國際政治中守住陣地,這與其說是野心的犬儒主義,不如說是恐怖的犬儒主義。在我們的對外關係中,恐懼已代替想像作為動力;跡象表明,目前恐懼已用盡了力量,終於正在讓位給理智。
在其他方面,格萊斯頓與其說是一種知識力量,不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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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道德力量。他提高了整個公共生活的水平。透過習慣性地動員人們最優秀的品質,他加強了公共責任感,半無意識地為更充分運用社會良知鋪平了道路。密爾也是一種道德力量,他的著作的最持久的影響更多地是一種性格的結果而不是智力的結果。
但是,代替格萊斯頓的活力和實幹能力,密爾具有一個終身學習者的品質,他獨自一人將新老自由主義之間的空隙連線起來。他雖然是喝邊沁主義乳汁長大的,但是從未真正放棄他父親的基本原理①。他堅持不懈地使這些原理同新的經驗和新的思想結合起來,研究它們如何發揮作用,為了保持它們內容中真正健康和寶貴的東西應如何把它們加以修正。正因為如此,密爾是世界上最容易被判定為不一致、不完整、缺乏全面系統的人。也正因為如此,許多一致的、完整的、全面的系統都消聲匿跡了,他的著作卻長存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