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風騷 作者:顏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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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司馬康借奉茶之機，以“左相王珪任山陵使”的訊息稟告，希望父親能入京弔喪致哀，他置之不理；三月十五日，範祖禹借問疾之機，再次勸說司馬光：“大行皇帝健在時，老師曾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四載，君臣之義，非一般重臣可比，似不必拘於朝制。當不俟駕而赴京都，弔喪致哀，以盡臣下之思。”司馬光依然不為所動，仍在默默地沉思著

司馬光的思索是深沉的。他看得清楚，王安石退隱江寧八年來的朝廷現實，已不再是“變法”的急行躁進，也不再是“新法”的濫行急施，而是“變法”敗落後整個社會的神魂顛亂：人慾氾濫、道德淪失，民心渙散、文人牢騷，農商失望，官吏竊國自肥，重臣飾變詐為；奢靡風行，綱紀失威莫禁；奸人謀利，假名“變法”猖獗；上下交應，左右襟連，盤根錯節，已成積重難移之勢；世情顛倒，貴狡詐而賤仁義，守道循理者被目為屠頭，圉奪奸軌者被贊為雄傑。情狀如此，即使介甫復出江寧，只怕也要瞠目結舌，袖手興嘆。

他看得清楚，文彥博、王尚榮、王慎言、楚建中等人的接連來訪，皆為今日天下倒懸累卵之勢所趨，或欲捧自己於“火爐”之上。他喟然嘆息，其情固可感，但皆不知司馬光此時之心境啊！光閒居洛陽十五年，久已絕問政之心，只求居此園獨樂而已。況且今日自顧其影，心雖無懼而有餒，骸骨癯瘁，目視近昏，齒牙無幾，神識衰耗，世日無多，已無力在風雲激盪中經受顛簸了，即使歲月倒流，還我青春，光五內所藏；也缺少介甫那種解天下倒懸累卵之膽略、氣概和霹靂手段。

他看得清楚，幼主新立，太皇太后攝政，時處斗轉星移之際，群臣鬥法，百論嘈雜，各種力量都在重新組合，朝廷將陷於一個紛爭迭起的困難時期，自己既無意於政壇，何必混跡於龍蛇之中招人猜忌呢？赴京弔喪致哀之舉，何須爭一時之先？衷心之誠，唯自己知啊。

三月十七日已時時分，比司馬光年輕十五歲的程顥走進了獨樂園，竟然叩開了釣魚庵杜絕客人來訪的板門。

程顥，字伯淳，時人稱明道先生，洛陽人，時年五十二歲，嘉祐年間舉進士，熙寧初年任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裡行等職，擁護王安石“變法”，曾進位制置三司條例司，後因與王安石意見相左，辭職而出任州縣官吏。其人形容清癯，生性泊淡，學讀善究義理，任事頗為公直，舉止謙和，慎於言語，早年與其弟程頤從學於濂溪學者周敦頤，後於洛陽講學十年之久，潛心研究理學，提出“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的命題，是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因他的父親程珦與司馬光的哥哥司馬旦同屬洛陽“同甲會”（類似於“耆英會”）成員，並與司馬光交誼亦深，程顥遂與司馬光成了忘年之交。傳說司馬光作《中庸解》，於不盡融通之處，常暫付闕如以待程顥來。程顥至，兩人舉茶相對，司馬光一語之間，程顥一語之答，即解其疑惑或深悟其妙。司馬光曾有嘆語：“伯淳之公直，光不如也。”

今天，程顥一走進釣魚庵，司馬光似已知其來意，扶椅而起，高聲相迎：

“伯淳至矣，我不敢寧居了。”遂設坐斟茶以待。

程顥對司馬光十分敬重，忙執大禮請安，然後落坐而語：

“先生，太師文老彥博、司封郎中席老汝言、朝議大夫王老尚榮、衛州防禦使馮老行己前日已赴京都致哀了。”

司馬光漠然回答：

“長者先行，光之所企，不敢僭越而同往。”

“觀文殿學士孫固和父，已於三天前由鄭州趨車進京弔喪了。”

司馬光回答：

“和父在英宗治平年間，曾侍神宗皇帝於穎王府邸，元豐五年雖因反對‘用兵西夏’而貶居鄭州，終系神宗皇帝肽股之臣。光不敢攀比而行。”

“資政殿學士韓維持國，聽說亦於三天前由許州抵達京都。”

司馬光回答：

“持國在英宗治平年間乃穎王府記室參軍，其功大焉，熙寧七年，移知許州，那是因為其兄韓絳子華入京為相，兄弟避親之舉。光貶逐之臣，怎敢與持國同步。”

程顥聲色依然平和地說：

“先生謙遜謹慎，怕鋒芒太露而遭忌，怕聲震京都而招禍，難道就不怕人言可以致災嗎？”

司馬光神情震驚。

“先生居洛十有五年，朝廷上至太皇太后，下至百官群吏，或友或敵，或親或仇者，無一日忘卻先生，現處斗轉星移之時，黑雲湧空，風暴將至，獨樂園籬笆疏稀，遠非絕塵之境，先生於朝廷親友之企盼，可以咽聲作謝，於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