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風騷 作者:顏廷瑞

第17部分 (第2/4頁)

？神仙也做不到啊！

“為臣者不為主憂，不誠也；憂而不語，不忠也。年輕的皇上啊，臣憂心如焚，不能不逆鱗而語了！”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司馬光決定向皇帝趙頊進諫了。

因他不善於言詞，又怕皇上不能耐心地聽完諫奏，便決定上呈奏表。

司馬光轉身大步走進書局，坐在桌案前。兒子司馬康捧上一杯熱茶，他呷了一口，便立即展紙提筆。

正要書寫，助手劉攽、劉恕走進書局，帶來了一個司馬光最需要而又不願聽聞的重要訊息。

劉攽和劉恕都是昨天返回京都的。

劉攽從江西新餘老家歸來，往返皆乘舟船，對漕運“均輸法”的實施作了一些實地調查。劉恕是乘車馬去翁源縣的，經京東路南下，往返皆宿食於農村，對“青苗法”在京東、淮南地區的推行情況有所見聞。他倆都是以史家的目光觀察事物，而且都把目光更多地放在“吏治”這個環節上，因而得出的結論是深刻的，但也是偏頗的。劉攽認為：為推行“均輸法”而在各地各埠“設定機構”、“增加官吏”、“厚其廩祿”、“重設賞銀”，不僅使當朝“三患”之一“冗官”沒有減少，而且是“冗官更冗”了。並且這種冗官肥吏之策所耗用之經費，已超過了“均輸法”從富商大賈手中所奪得“均輸之利”。劉攽吁嘆：官吏中已興起的“損公肥私”之風將“禍國害民”。有些地方官吏，素質低劣，以利為取，無利不為，曾使南地香蕉、荔枝、桔子等利薄而易腐之物，堆積果園、碼頭，滯運滯銷，傷民害財。他還透露：“均輸法”在一些地方已經變形，其權柄暗裡轉於富商大賈之手，官吏掛名取利，只是山高水長，下層官吏匿而不報，朝廷無從知曉罷了。劉恕也在“吏治”上大發議論。他說“制置三司條例司”派往各地監督推行“青苗法”的“欽差大臣”，“一旦得志，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足以毀“青苗法”之初衷。他認為，各地新進銳勇之官吏，為邀功得賞，“抑配”青苗錢，強迫農民貸款，賺取利息，並規定五戶或十戶結為一保，借戶逃亡，保戶分賠，此風足以毀黎庶之望。他列舉陳留縣令姜潛的話說：“某依‘民自願’之詔，”敕榜於縣衙及城四門，聽民自來請領青苗錢，榜出三日，卒無一人至”。並舉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之所為憤然而語：“王廣淵，新法之實施者，陽奉御詔而陰為其法，在京東地區，不問貧富，隨戶貸款，富者不需貸而多得，貧者急需貸而少予；分民為五等，上等戶貸款十五千，下等戶貸款一千，悍吏徵呼，民間騷然。若此種風氣不變，此種官吏不除，“青苗法”之禍，將危及天下

司馬光聽完朋友訴說，沒有喜悅，沒有寬慰，只有更為強烈的驚駭和更為沉重的思索：

“歷史上出現的多次變革，大約都是轟轟烈烈地開始，吵吵嚷嚷地折騰，悽悽慘慘地了結。爭吵的人們，也都在耗盡歲月、耗盡才智、耗盡精力之後，或無聲無息、或有聲有息地消失了。秦之商鞅如此，漢之桑弘羊如此，本朝仁宗時的‘慶曆新政’也是如此。難道介甫的這次‘變法’也要沿著這條老路走向深淵嗎？

“歷史似在驚人地輪迴啊！殷遷都而民怨，秦‘變法’而民疑，漢變革而文學賢良非之。當然，殷之‘民’不同於現時之‘民’，那是殷商時的一群貴胄；秦之‘民’亦不同於現時之‘民’，那是一些高居咸陽的公卿；漢之‘文學賢良’是一群讀書人，與現時的讀書人無異，但卻是經執政霍光暗中挑選調入長安的，他們的嘴巴說的是霍光的心裡想的。利益之所在，權力之所關，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流淚、流血的悲劇。可現時的諫奏議論者呢”

司馬光心神一震，睜大眼睛打量著眼前的劉攽和劉恕。

“劉攽貢父是位列公卿的貴族嗎？一個清貧家庭熬出來的窮進士，一個居於太常禮院的事務官，又是介甫的密友啊！劉恕道原何人？一個翁源縣令，一個只知讀書弄史、不通世故的學者，與介甫交往亦深。此二人，朝廷無高官之戚，家中無萬貫之財，與利無染，與權無關，半年前均為漢之桑弘羊鼓吹，今日卻與介甫反彈。原因何在呢？大約是熟讀屈子（屈原）之文，染有騷韻之故吧

“‘既替予以蕙攘兮，又申之以攬茞，亦子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子之風，人臣之脊樑也。”

司馬光與劉攽、劉恕促膝長談。在劉攽、劉恕離開之後，他更堅定地選擇了諫奏之臣道，開始書寫奏表。他要把一顆焦灼灼、赤灼灼類乎屈子之諫心，呈獻給他的皇上

夜深了，寒風吹進沒有生火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