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風騷 作者:顏廷瑞

第48部分 (第2/4頁)

陽修已故去，範鎮已致仕，韓琦老了，呂公著、富弼已經臭了五年，香不起來了。司馬光現在洛陽，因政見不合曾有九辭樞密副使之舉，現時也是不會輕易進京的。而王安石手下的人物，呂惠卿、曾布、呂嘉問等，現時正圍繞著“市易違法案”和“曾布沮害市易案”內鬨鬥法。六年“變法”，六年爭鬥，人才凋零，取代王安石的人物已找不出來了！陛下啊，你這痛苦而急切的決定，是英明，還是愚蠢？臣百思而不解。

馮京幾乎將他的惶恐掛在了臉上：皇上自我反省的數條暗示，都是東府中書門下之責，自己身為副宰相，自然有不可推卸之責任。雖然皇帝之所指是大權在握的王安石，但職務、道德所繫，一個副宰相總不能率先非難首輔而取悅於皇上啊。再說，“上與介甫如一人”，今日之事，也許是皇上與介甫早有所謀，自己切莫自作多情而討人嫌！

皇帝趙頊聲情悲悽地讀完詔文，便佯裝閉目歇息，實則在等待中樞重臣們的反應。但如他所料，是死一般的寂靜，既沒有讚頌聲，也沒有反對聲，更沒有自責謝罪聲。他睜眼望去，三位中樞重臣都在低頭視地，唯有王安石臉色鐵青。趙頊心中苦笑，隨即又宣佈了三項決定：

“流民入京，惜惶無狀，乞食求生，嗷嗷待哺，朕心甚憂。朕決定在京都十五門內設定粥棚，以解流民之飢。其所需糧米，由京都殷富之戶承擔。現特命樞密副使吳充監督皇城司實施。”

吳充急忙叩頭領旨，並藉機自責謝罪：

“陛下憂憫災傷黎庶，痛自責己，臣不能分聖躬之憂，罪該萬死。陛下委臣以重任，臣當竭盡心力以布陛下愛民之德。”

皇帝趙頊點頭，接著部署：

“四月八日，乃佛祖生日，為消解天旱之災，朕決定京都十大禪寺在這一天同時舉辦浴佛齋會，朕將率領百官萬民祈天降雨。敬佛祈雨所需費用，由十大禪寺自行籌劃。現特命參知政事馮京監督禮部實施。”

馮京叩頭，也藉機頌揚皇上之德：

“陛下愛民如子，敬佛祈雨，上符敬天之德，下符萬民之望，必能祈得雨霖，普救蒼生。臣奉聖命而行，必當勤懇理事，不負陛下厚愛。”

趙頊遂舉起《廣求直言詔》對王安石說：

“介甫先生，請你代朕將這道詔文頒示朝野吧！”

皇帝把這最後一項決定交給王安石辦理，也許是出於對王安石的尊重，也許是為了消解王安石的狐疑和憤怒，也許是為了表示對王安石的信任。但在王安石看來，卻是對自己的戲弄。廣求直言，不就是要蒐集“變法禍民”的罪狀嗎？“設定粥棚”之舉，固為救急之策，可由皇城司出面逼迫殷富之戶出米，不正是加劇京都的動亂嗎？“敬佛祈雨”之舉，則更為荒唐，且由禮部出面勒索十大禪寺出資，簡直不成體統。況且，這種關聯京都命運的重大事體，事前竟不與宰相知聞，這宰相還有什麼當頭！他早就憋足的憤怒，在自尊心受到傷害的剎那間，驟然爆發了。宰相的敏感和學者慣於鑽牛角尖的迂腐相合，使他忘記了時間、地點，忘記了陳昇之、吳充、馮京的存在，忘記了君臣嚴格的界限和朝制，他猛地從地上爬起，向皇帝趙頊高聲質問：

“臣請示陛下，這道詔文，緣何而發？”

陳昇之、吳充、馮京一驚，皇帝趙頊也如遭棒擊。

“這、這，上天示警啊。”

王安石厲聲追問：

“天為何物？示警何在？”

趙頊從剎那間的木果中清醒過來，迅速恢復了帝王的尊嚴。他怒目注視著王安石：

“‘巍巍乎，唯天為大。’前年西嶽華山崩塌，是為‘上天示警’！今之十月不雨，是為‘上天示警’！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安石對皇威視而不見，反而板起面孔，為皇帝講起“課”來：

“‘巍巍乎，唯天為大。’孔夫子這句囫圇不清之語，誤了天下多少明君聖哲啊！夫‘天’，有‘天道’、‘天神’之分。‘天道’乃天地萬物，變化‘成象’，有目可睹，有手可著；天氣在變化，故有春夏秋冬之分；山陵在變化，故有崩塌陷裂之異；江河在變化，故有潮汐漲落之別；雲霧在變化，故有水澇乾旱之差；滄桑在變化，故有古今形勢之大不同；天地間一切事物都在變化，故有古之架木為巢、鑽木取火而演進為今之瓊樓玉宇，火樹銀花。此‘天道尚變’之理，千古而不悻。‘天神’乃子虛烏有、誕謾荒唐、無影無形之臆想，是愚者之所倚，是弱者之所託也。有人畏懼‘天神’而不解‘天道’，故杞人憂天，辛苦和心血全然用錯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