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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揭發了一起驚人案件:呂惠卿兄弟弄權貪汙——“華亭弄權奸利案”:
“變法”過程中,呂惠卿與其弟崇政殿說書
呂升卿、曲陽縣尉呂和卿,乘新法推行之機,與華亭
知縣張若濟狼狽為奸,以權強借華亭富民朱華等人錢
五百萬,用以私置田產五百頃;並使其舅父鄭膺強奪
民田,使僧人文達強奪王竺僧舍。此種陰行其事,以
權謀私、共為奸利的卑劣行徑,已失天下黎庶之心
呂惠卿傻眼了,連反擊的勇氣也沒有了。
這是“變法”七年來最大的一樁弄權奸利案。而且發生在一個主持“變法”的大人物身上,朝野譁然,百官震驚。皇帝趙頊大駭,立即詔令“置獄鞠之”。華亭知縣張若濟、僧人文達、呂惠卿之舅鄭膺、富民朱華等人進了牢獄,呂升卿調離京都,呂惠卿也居家“養病”。
“李逢、劉育謀反案”和“華亭弄權奸利案”的出現,標誌著呂惠卿人格的破產。在富民強國口號掩蓋下“弄權奸利”的倒行逆施,自毀了“變法者”的名節。至此,“變法”已失去原有的魅力。權力成了朝臣關注的中心。人們不再為新法的利弊、黎庶的苦樂、國家的興亡而爭執論戰,而是熱衷於權力和私慾的鉤心鬥角。“變法”人物也隨之紛紛失勢與消失。王安石因涉及“李逢、劉青謀反案”,成了群臣私下議論的中心,他主持朝政,已無人真地聽從;呂惠卿因“華亭弄權奸利案”所證實的“執政踰年,所立黨派不一”的“結黨營私”,已成了御史諫官彈劾論政的主題。章惇、李定、徐禧、曾(日文)、劉涇、葉唐懿、周常、徐申等忠誠於“變法”的大小官員,都處於呂惠卿“死黨”的地位,都被列入未“置獄”而“鞠之”之內。“變法派”幾乎人人都在經受著勘審,個個都在心驚肉跳地等待著審查結果。
王安石“變法”的理想破滅了。呂惠卿“反目相噬”的誣陷,使人們看清了官場風波的險惡和世情道德的衰微。如此官場,能給國家帶來強盛、能給百姓帶來幸福、能給社會帶來祥和嗎?呂惠卿的“弄權奸利”使人們看到了財利迷心的魔力和以權謀私的恐怖。人們突然感到“法度”變更的無力和悲哀。人的靈魂的淨化決非“法度”的變更所能完全替代的。特別是官們的靈魂淨化也許更難更難;
沉寂已久的前副宰相張方平藉機上呈的“奏表”,要求彈劾新法:
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匡二可悉
法既未協,事須必改,若又彈劾,人將不堪
呂公著也開口說話,他請求皇帝趙頊迷途知返:
古之為政,初亦有不信於民者,若子產治鄭,
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然
與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
館閣校勘王安禮的疏諫也擺在皇帝趙頊面前,對“變法”中出現的“以權奸利”提出了警告:
乘機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國夫,
足以幹陰陽而召星變
沉寂數年的反對“變法”之風又藉機颳起,皇帝趙頊心寒了,對這些反對“變法”的言論,不再暴跳如雷。他對這些疏奏不加任何諭示地轉交於宰相王安石。王安石舉目茫然,既無力反駁,也無心反駁了。
“李逢、劉育謀反案”和“華亭弄權奸利案”的出現,使王安石處於極其尷尬的境地。他不敢過問“李逢、劉育謀反案”,因為他已是此案的涉嫌者。他不敢過問“華亭弄權奸利案”,怕陷於更為可怕的紛爭。他心神緊張地為南北邊患的夾擊忙碌著:北面遼國侵犯黃鬼山邊地,朝廷已派天章閣待制韓鎮去河東與遼國使者談判,若談判失敗,將於黃鬼山北失地東西七百里,北部邊防之險將失之盡矣;南面交趾的兵馬已在圍攻邕州城,知州蘇緘正在悉力拒守,朝廷已派無章閣待制趙離為安南招討使救援,若援兵遲至而城陷,則邕州城裡五萬黎庶將盡遭塗炭!他在默默地克盡一個宰相的職守與臣道,同時等待著一場風暴的來臨。
兩案相繼折騰了半年之久,皇帝趙頊因此而心力惟淬。特別是這兩個案件所反映出呂惠卿與王安石的鉤心鬥角、相互傾軋,使他寒心至極、失望至極。而在這兩相傾軋中所顯出的王安石、呂惠卿各自擁有的力量,更使他寢食不安、提心吊膽。“變法”,竟然“變”出了群臣結黨、擁權坐大、謀反有形、貪讀驚心、禍國殃民,而且矇蔽朕於鼓中!一顆天生的帝王猜疑心終於越來越重。以至他的性格都變了,變得喜怒不形於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