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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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從小是個擺龍門陣的能手。和上輩人不同，她這一輩擺的已經是電影和小說。我那時才幾歲，總是縮手縮腳在一個角落，張著嘴，不作聲地聽這些回城探親時間過長的下鄉知青聚著講故事。他們坐在兩張床和地板上，擠擠團團地嗑著瓜子。恐怖的山間鬼魂，國民黨特務梅花黨，或是知青間談戀愛。有時是親歷的實事：與農民打群架，反抗鄉村幹部欺壓動了刀子，最後被公安局槍斃。故事一個接一個，有時全室鬨笑，有時唏噓一片。

母親嫌我不做家務，老在閣樓下喊“六六下來！”弄得大姐認為我討嫌，也趕我走。我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閣樓門口蹲著聽，以便再要做事時下樓快些。

我不知道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過龍門陣癮。說實話，大姐比我更適合當一個小說家。大姐沒有受完足夠的教育，她的黃金歲月都給文革耽誤了。怎麼追也追不回。有一次她對她過去的幾個知哥知妹說，命運不幫忙，要是能讓她做個作家，她的經歷足夠寫成好多部精彩的小說。我一旁聽著，替她抱屈，覺得她太可惜了。

但是在這時，我很難把她勾勒的母親那時的形象，與如今臂腿粗壯，身材上下一般大小，沒好脾氣，非常不女性化的母親合成一體。

我努力想象：母親穿了她最喜歡的靛青色布旗袍，襯出苗條玲瓏的身段，布鞋，沒有一件裝飾品，一頭黑髮光順地往後梳成兩條辮子，露出額頭，就是剪成短髮也行。但她的眼睛黑而清亮，和她的臉色一樣羞澀，在她微微一笑時，既溫柔又嫵媚，的確很美。大姐是對的，母親不可能沒擁有過青春。

坐在母親對面的那個青年男子，更為神采飛揚。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頭髮看來是在理髮店整治過的，體面，黑黝黝的頭髮，上了油，眼睛與眉毛有梭有角，長得比當今電影院門前廣告上的明星還帥，不象三十四十年代電影裡的奶油小生，或戲臺上的白面書生。八角燈籠光線柔和，桌上藍花邊盤碗勺碟，瓷面細膩，一式光潔透亮。星月上升到天空，山城萬家燈火閃爍。母親微微低垂臉，沒吃菜，雙手安靜地放在膝上。

他們在說什麼呢？母親竟然忘記了生平第一次穿羅戴綢進大飯館的拘謹不安，聚精會神地聽起那個男子講他自己的身世。這個身世，是那個男子說給母親聽，母親在不知什麼時候說給大姐聽，大姐在這一個晚上擺給我聽。

他說他老家在四川安嶽，家貧，母親給人洗衣做衣，父親有力氣，給人抬滑桿。母親前後生了11胎，只有第8胎和11胎活下來。母親給他取了個小名“長生娃”，想他順當長大，盼長生平安；給弟弟取小名“火林娃”，算命先生說弟弟水氣邪氣重，求個吉利。

1938年安嶽害瘟疫，又天旱，他的父母先後不到一週得病去世。當時他十四歲，弟弟五歲，他們成了街上的叫花子。有一天，他跟前經過一隊拉壯丁的人馬，其中一人很象早些年遠走他鄉的舅爺。他跟上部隊，做了當伙伕的舅爺的助手，這支川軍雜牌部隊兵員不夠，也就不趕他走，反正他不拿餉。部隊1942年入駐重慶時，他已成了憲兵隊的小頭目。抗戰前，重慶袍哥已近六七萬人。川軍裡幾乎全是哥老會袍哥，他在禮字位第五排，難怪工頭見了他那副龜孫子相：禮字在低層社會影響大，職業袍哥結交有錢有勢兄弟，擺設紅寶，聚賭抽頭，買賣煙土，開鴉片梭梭館。

母親難以相信坐在面前的這個儀表堂堂的男子，曾徑是個又髒又臭的叫花子。她的心慌亂起來，她水一樣流逝的生命中，除了一位從未見過面但可給父母二擔米的小丈夫，沒有與任何男人聯絡在一起。

逃婚對母親來講是難免的，是她骨子裡刻上的叛逆性格。母親的眼裡盈滿了淚，或許在這個青年男子敘述他的經歷時，她就明白自己的一生，她未來的子女的一生，都不得安寧。

鑼鼓聲，爆竹，遊行的隊伍，使整個山城徹夜不眠，好幾個星期，都籠罩在八年抗戰勝利巨大節日般的歡慶裡。日本人投降，國民政府準備還都南京。重慶突然出現了權力真空。袍哥勢力正在積聚，並更靠攏政府，政府也注重依靠地方勢力鞏固這個經營多年的後方。

母親和那個男子舉行了婚禮，婚宴辦了七十桌。母親被牽來拜去，暈頭轉向。喜房紅燭不是兩支，而是兩排，一直燃到天明。

不久，母親就懷孕了。於抗戰勝利第二年生下一個女兒。

大姐說，那就是她，她是流氓惡霸頭子和逃婚不孝婦的女兒，反革命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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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大姐另有一個父親，她跟我們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