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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朧朧,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無。街道凌亂狹小,彎曲起伏,貧民區的碼頭與沿江坡地區,吊腳樓一邊靠道路一邊靠崖,象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
大姐說的事發生在三十七年前,但我並不陌生,這個城市的工人住宅區,半個世紀以來,恐怕沒什麼不同,今日的房子只比那時更擠。
這座城市令人戰慄,有股讓人弄不清的困惑,時時隱含著危險和埋藏著什麼秘密。重慶男人走到街上,無論他裝束什麼樣,你都無法猜出他的身份。他可能是地痞,也可能是正人君子;可能是特務,也可能是順民;既可能是暴亂分子,也可能是秘密警察,袍哥,學者,賭徒,官員,或是戲子,二流子,或是扒手。重慶女人也一樣,無法以她的打扮舉止而定她是良家婦女,還是蕩婦,野雞。不管什麼人,都有點潮溼溼的鬼祟氣,也有點萎靡的頹喪感。
時間很快到了1945年,雖然這時,幾乎沒有了人們熟悉的警報聲和奔逃淒厲的尖叫聲,人們也忘了抬頭仰望天空,不再關心有否日本飛機的小黑點,防空洞開始門庭冷落,這個城市漸漸充滿戰爭勝利的喜慶。巨大的歷史轉機,與這個年僅十八歲的做工妹本沒有多大的相干。但命運卻讓她看到尚在田裡耕作的父母兄弟、她同齡的鄉村少女永遠看不到的東西。
大姐坐著的礁石面上有許多蜂窩似的蝕坑,與我肩挨肩,說的事卻離我越來越遠。遠端的大客輪駛近朝天門碼頭,拉響汽笛,聽來象個廉價僱來的吹打隊在奏喪曲。太陽退到對岸江北,一層淡淡的紅暈浮於山頭。江裡零散的幾個游泳者,頂著衣褲往自家岸邊遊。這個城市的歷史太喧鬧,傳入我耳旁的聲音極雜亂,單憑耳朵,很難一字不漏地聽清大姐的話,我必須憑我的心去捕捉。
那天上午走進位於沙坪壩地區601紗廠戴禮帽的男人,本來毫無興趣看一眼養成工的宿舍。他只是走過門口,聽見了一點奇怪的聲音,探了一下頭,他身後跟著跑的二個小打雜也忙不迭地站祝大棚式房子裡二排草墊統鋪,有股積久的汗臭。
一個少女被捆綁在木樁上,髮辮早已散開,有幾綹飄拂在她的面頰。漏進棚的光線象故意落在她的身上,顯得她面板健康細嫩,睫毛黑而長,嘴唇傲氣地緊抿,在憤怒中潮溼紅潤。工頭的皮鞭在揮舞,她掙扎著,有一股抗爭到底的狂野勁兒。
大姐堅持說,男人的這一伸頭,是我們家的第一個命運決定關頭,因為他馬上被母親的美貌勾掉了魂。母親那天早晨的倔犟,使那個袍哥頭兒覺得有趣,竟然還有這麼個鄉下妹崽,不僅不順從凌辱,被捆綁鞭打了還不願服個軟,也不願說個求情話,讓工頭下不了臺。工頭正氣得沒辦法,轉身看見那男人,立即陪了笑臉來。袍哥里認輩份,這個戴禮帽的男人輩份高得多,問了二句,就走了進來。
那時母親抬起頭,因為背光,走向她的男人又戴著帽子,來人的五官輪廓不分明,只覺得他個兒高,身子直直的。母親頓時害怕起來,想這下自己真完了,她絕望地把眼睛掉到一邊去。因為恐懼,她的臉通紅,呼吸不均勻,成熟挺拔的胸部一起一伏。
男人叫鬆綁。
母親這才正眼看清進來的是一個英俊的青年。他關切的眼神,一下子就觸動了她的心。
大姐生性浪漫,老是沒命地愛上什麼男人,我沒法阻止她的講述,也沒本領重新轉述她說的故事。我只能順著大姐的描述,想象這場一見鍾情中的邏輯:一個鄉下姑娘,敢為貞操拼命,長相又俏,或許正是這個袍哥頭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標準。他自己也是個從社會底層爬上來的幫會小頭目,本能地不信任這個大城市裡,象蒼蠅一樣圍著他轉,賴在他床上的風騷女人。
他看了看母親,與工頭咕噥了二句話,就匆匆走了。
母親那天被鬆了綁,躲過一難,又開始下班上班,漸漸忘了這件事,就象忘了她年輕的生命中已多次歷經的危急。她節衣縮食,想積攢錢寄回家鄉。二個月後,一天放工時,著工裝的女工們正在過例行的搜身——廠裡怕女工帶走棉紗團、布片之類的東西——工頭卻滿臉笑容走過來,請母親到廠門外去。
她出了大門,一下楞住了:一輛新嶄嶄的黃包車停在那裡,每個金屬部件都亮得晃眼,穿著整齊的車伕恭敬地等在一邊。
3
那種時代,到那種餐館的男客個個西裝革履,頭髮鬍子修剪得體,女客則一律高跟皮鞋,燙著和好萊塢電影裡女演員一樣波浪的髮式,耳環,項鍊,別針,手鐲,把自己披掛得琅當作響。旗袍也都是錦緞,開叉到時風該露的頂端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