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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姐妹不一樣。說出來了,她似乎挺得意洋洋:流氓頭子也是好漢,我們的父親卻是個老實巴交的工人。我大吃一驚,對大姐不光彩的虛榮,很不以為然。
跟所有人一樣,我一上小學就得填無窮的表格,在籍貫一欄,填上父親的家鄉:浙江天台縣。那是我眼前的長江,流過了千里萬里,將到達大海的地方。我從未去過,也聽不懂那裡的話。
父親的生日是六。一兒童節,我從小就記得。父親說話有很重的浙江口音,一說快,沒人能聽得懂。他講得稍慢一點,我能半懂半猜,就給人當翻譯。如果我討厭這個人,就故意翻錯。父親白我一眼,忙不迭地給人解釋說,他小女兒不懂,說錯了,請原諒。
冬天既潮溼又寒冷,家裡沒有燃料烤火取暖,有支氣管炎哮喘病的父親就容易發病,只能靠藥物支撐。嚴重時,也不肯去醫院住院。本來就瘦,一生病就瘦成一束枯枝。他個子本來不高,這時,就更縮了一截。他總是一個勁地捱,否認自己生玻發高燒時唯一的症狀是一股勁唸叨:“回家。”
“讓他回浙江!”家裡姐姐哥哥異口同聲說。
“不行的,”母親反對,“他哪是要回去?他要去死在那兒。”
父親和四川大部分下江人一樣,由於抗戰才來到重慶。十五歲時到縣城跟人當學徒,先是倒屎倒尿,端茶遞水,後來背弓彈棉花。他心靈手巧,幫師傅拉線鋪棉絮,很快就學會了彈棉被整套手藝。1938年,他二十一歲那年國民黨在天台縣抽壯叮鄉里的保甲長收了賄,將別人的名字改成父親的,他只得辭別家人,跟著部隊到了重慶。部隊就住紮在南岸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