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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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她也沒用，她掉頭就走了。

一個大問題放在我面前：恐怕我也和大姐一樣，得自己去弄清我是誰。這個貌似極為普通的家庭，秘密非常多，也許南岸每個破爛的屋頂下，都有一屋子被捂起來的秘密。大姐這頭斷了線，四姐自顧不暇指望不了，二姐即使知道也不會說。周圍的人都回避我的問題，我已感覺到謎底會令我非常難堪。但越這樣，我越急於想解開這個謎不可。

記得幾年前有一次大姐坐長途汽車跑回家，衣袖上有血跡，她說她又另有所愛，要離婚。丈夫來抓姦，未抓著，嚇唬她要去黨支部告她，要鬥她作風敗壞。兩人打起來，她用碗砸過去把他砸傷。

母親說你怎麼嫁一回離一回，一回比一回瘋狂，不吸取教訓，也不聽我的話。大姐一把拉住我，對母親說：全是你，你自己是個壞母親，你沒有權利來要求我，我就是你的血性。她們倆人爭吵的話，好象跟我有關，但剛開始吵，二個人就合起來把我趕出去，再接著吵。

我楞著在門外，父親走了出來，他把我拉到八號嘴嘴下面的峭巖上，坐在我的身邊。他那時眼睛在陰沉沉的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的船，不清晰，如一個小黑點正朝東移動，他清楚那就是他一生中最愛的船，駛下去，就能到達他永遠也回不了的家鄉。

2

這天下午最後一堂課下課鈴聲響後，我正在整理書包，歷史老師走進教室。我們一起下樓梯，走到空曠處，他未提二天前失約讓我久等的事。彷彿沒有這件事，自然也談不上道歉。他只是問了問我複習功課的事，受傷害的感覺重新在我的心裡翻起，我轉身快步走開。

他叫住我。“有事對你說。”

我停了下來。一停下來，我就後悔，我不該如此輕易就向他讓步。但我已經停下了，沒法再走開。

他說很抱歉那天讓我空等。公安局和校黨總支找他去談話，說他家裡常有聚會，公安局不相信他們是在讀書，認為是在組織反動集團，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學校方面對此事很害怕，有可能開除他的教職。訓話結束後，他趕去約會地點找我，我已不在。此後其他人也一個個被公安局找去調查，再不敢上他家。

汽車從我們身邊駛過，塵土直噴到臉上，我們也未躲，各自心裡擱著心事。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發現我們是朝西面走。

“看來我們得吃點東西。”他不由分說，把我帶進一家離街面較遠的小館子，三張桌子都空著，我們在靠窗的一個桌子前坐下後。坐著等菜時，他問，“怎麼啦，還在生氣？”

我說：“開除回家，你怎麼辦？”

“重新當工人唄，”他笑笑說。“做工是我的老本行。”

兩碗綠豆稀飯，一碟泡菜，一盤涼拌藤藤菜端了上來。他又叫了五加皮酒，說是他在修繕隊做零時工時，從房頂上摔下來弄壞了腰，多少年了，腰痛還是沒好，喝了酒，就覺得肌肉鬆馳多了。他讓我喝灑，我遲疑了一下。我以前從沒有喝過酒，只在逢年過節時，在父親杯子上呷一口，極不喜歡那刺鼻的味道。而這會兒，歷史老師正在苦惱中，我得讓他高興。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發現沒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麼討厭，一點兒也不扎喉嚨，很香。

“你喜歡，”他說。

我笑了。

我說起了我家裡的事，1947年我母親與父親的相遇，1949年這座城市被共產黨攻陷前後的事，我複製著當年的衣著，當年的天氣，當年的石階和江水。他關切地聽著，讓我說下去。但什麼話也沒說，只是給我再要了一碗綠豆稀飯。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覺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統統扔給他，而一點也沒想到他。

“你災荒年是怎麼活過來的？”我問，停了吃飯。

他笑笑說，“恐怕每個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個家庭又都不一樣——對每個人來說，很不一樣。”

他說想照這樣的思路往下寫，寫成一本書，想寫他對生活和命運的感受。大姐也這麼說過，大姐想寫她自己，那是發洩，是對不公平的命運的訴怨。他說，他想找到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北京有一些寫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條新路子，作品貼在大街的牆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公安局給他們的讀書會施加壓力，也就是這個背景。他就是寫了，也不想發表，不到時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來，我握在手裡。剛才聽他說要寫書，我的心一下子被牽得遠遠的。

“別怕，不會喝醉的。”他看著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