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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在了，被單和枕頭歪斜，破竹片伸出來。我任書本從膝蓋滑下地板，坐在自己的床邊。雲影一遮住山坡，閣樓裡光線馬上變得很陰暗。
母親的聲音從樓下屋子傳來，她是在和父親說：又要去江邊了，才沒隔多久，不知啷個搞的，又一揹簍髒衣服？
我盯著手裡嶄新的五角錢，聽著母親的腳步聲朝院門方向走去，我突然明白過來，今天不就是9月21日，我的十八歲生日嗎？難怪父親破天荒地悄悄給我五角錢。
母親，她應當記得我的生日，可她沒有，昨天也沒提起，她不象要給我過生日的樣子，自個兒朝江邊洗衣服去了，連叫上我的想法都沒有。
母親從沒給我過生日，那是以前，可這是十八歲生日，她比我更明白十八歲對一個姑娘意味著什麼。母親對我是有意繞開？不，她根本就忘得徹徹底底。她記得又能怎麼樣？只要是我的事，她總不屑於記在心。
我下了樓，有意不和父親打招呼，就出了院子。
爬上中學街坡頂，經過小學宿舍院子，那兒經常坐著站著幾個退了休的教師，抱孫子外孫，看過路人。一個滿頭花白的老太太叫住我，說遇到過我大姐。
好象不止一個人。老太太說，我大姐肩上挎了個旅行包，和一個矮個胖胖的女的在一起。人多，她說她未能叫住大姐。
我終於盼到大姐回來了。
但往前走了沒一段路，我想，大姐從外地回重慶了，怎麼不回家呢？她不是那種喜歡把事搞得神神秘秘的人。我不太信老太太的話，她準是看錯人了。
我朝石橋走去，各樣各式的人擁擠著。這是個星期天，又未下雨，天氣又不熱，彷彿遠近的人都趕集來了。農民挑著蔬菜，還有各式各樣可以換錢的東西，早已扎斷了區政府規定可擺攤的二條街。吆喝聲論價聲蒼蠅嗡嗡聲混雜一片。一個小販坐在長條木凳上，正在從竹簍裡抓鮮活的青蛙，當脖脛一刀，熟練地一把剝掉皮，掏掉內臟，露出白嫩的尚在抽搐的四肢。他的手和塑膠圍裙一樣血跡斑斑，腳下黑黑紅紅的腸肝肚肺、綠色的皮扔得四處皆是，盆子裡有宰剝完畢的青蛙，橫豎堆壓著相連的大腿小腿，血水依著亂石堆成的街牆流淌。
我下了一排石級，繞開擁擠不堪的路段。但人還是很多，一家一家，大人牽著小孩，有說有笑，親親熱熱。郵局，電影院，茶館，沒有一個地方人少。
買個什麼樣東西，給自己過生日？我繼續走在人群中，不知不覺經過照相館。五角錢在我和父親眼裡值個數，但照個最低價的單人標準相都不夠，櫥窗裡已經換掉舉著語錄戴著像章男女的形象，掛出了燙頭髮穿裙子作出姿態的女人的笑容。對面是藥店，旁邊是百貨商店，我幾步走了進去。
從一個櫃檯到另一個櫃檯，看不出哪樣東西既是我要的，又是我能買的。化妝品有了種種新鮮玩意：口紅、胭脂、眉筆。我買不起，它們和“美容”二字聯絡在一起，我不明白這二字有什麼用。
我直接上了頂樓，站在那兒可望得很遠：長江對岸，江北青草壩，江北造船廠及古塔；往東能看到石橋廣常石橋廣場在我的視線下，並不象走進去那麼龐大，它一邊靠菜市場，一邊是小塊相間的農田，另外二邊是骯髒巨大無面目的建築物：鐵器加工廠、關押政治犯和長刑期重犯的省二監獄。
石橋廣場原先只是一個較寬敝的空地，本地人亂堆垃圾、廢磚，就無法種菜了。
我還在讀初二初三時，每週得停課二天，義務勞動，從江邊挑沙子來填平大大小小爛坑，擴充套件成一個象模象樣的廣常所有的小學中學生都得跟當地的成年人一樣勞動，下有定額，我每次都是戰戰兢兢地完成規定的數額。
石橋廣場最光彩的時刻，是開本地區的公審大會，臨時用木板搭起的臺上架著震耳欲聾的高音喇叭，旗幟和橫幅豎幅標語飄舞在四周。公審會後，荷槍實彈的公安人員，押著犯人上卡車。犯人一律剃光頭，五花大綁，腦袋被按下，脖脛上掛著重重的大木牌，寫著“殺人犯”、“強姦犯”、“反革命犯”、“貪汙犯”、“搶劫犯”，還有我不明白的“雞姦犯”，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划著大紅×。卡車在南岸地區主要街道緩慢行駛，遊街示眾。沒幾年前，槍斃人就在廣場土坎上執行，示眾效果好，但場面喧鬧激動，開槍的人和挨槍的人偶爾會出差錯，打不中要害處，犯人亂嚷亂吼有辱偉大領袖。有一次有個犯人腦袋打碎，身體還朝觀眾奔了好一段，好些人嚇昏過去。甚至還發生過犯人掙脫捆綁，在殺場上忘命逃跑的事。此後，最後一幕斃人就改在無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