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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逃的山溝裡進行。
連我也險些在這個廣場送了一條命。初中要畢業那一年,開公審大會,審判文革中得意過了頭的造反派,都是年紀輕輕的人,罪名被稱作“打砸搶分子”。在派性武鬥時槍炮打死人,血債要用血來還。開公審大會時,學生由老師帶來受教育。起碼有萬人擠在這個叫廣場的地方,連牆上也坐滿了人。那天陽光普照,陡然響起炸雷,閃電交錯,幾秒鐘不到,下起大雨,正是宣判死刑即將執行槍決的時刻。公安人員不讓人撤離,大雨淋得每個人象落湯雞,沒人敢動。突然,靠馬路那頭的牆傾坍,隨著牆土倒下十多人。即刻全場炸了窩,神經繃得緊緊的人,從倒塌的牆、從倒下的人身上往外撲逃。我害怕得悚悚抖,躲在一邊不敢動。身後的人,尖叫著從這缺口往外湧,互相踐踏。會場大喇叭叫大家鎮靜也沒用,警車,救護車亂成一團。
“不該砍腦殼的砍了腦殼,敲了沙罐,捱了槍子,老天爺不容,要人陪著死啊!”說這話的是個蹲館子煤灰坑的乞丐,當天就被人告發,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路上老看到三三兩兩的人,依著牆角擠著眼睛,鬼祟地咬著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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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長江漲大水,又下暴雨,石橋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捲走了,雨水把石階洗得那個白淨,直讓人想躺在上面睡個好覺。可是一看江裡,全變了樣:茅草篷,木盆,整棵樹,有時淌過一個身體,不知是豬狗還是人。
不少人划著自制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讓人羨慕的是從死人手腕抹下手錶,手錶在那時很值錢,這不是偷搶:死人用不著手錶。野貓溪正巷有個漆匠,是個胖子,兩天抹了五支手錶戴在手臂上,走街竄小巷的炫耀。被公安局銬走了。他一路哭罵,說他沒有象那些扒手,扒完後把人打暈往江裡推。
那場罕見的暴雨把一些搖晃的房子,連同傢俱和垃圾都沖走了,水館子這個吊腳樓卻奇蹟般挺住,三天後水退盡,牆上留有點點黴斑,又開始營業。自那場暴雨後,水館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鍋貼餃子,香味漫過幾條街。有人說,是水館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峨嵋山學過道術,他發的功,落在包子餡上。
我只看到肉好,份量多,蘿蔔纓,蒜,蔥,青菜,嫩得晃人眼。
走出百貨商店,上一大坡就是電影院。看一場電影,是我向往的。只要是影象,即便沒色彩和音樂,我都不在乎。看一場電影,即使是放映紀錄片,祖國河山一片大好,中央首長接見外賓,飛機撒農藥,我都想看。都是父親開恩,私下給我五分錢看學校組織的電影,才能一飽影象的眼福。我一人選擇看一部片子,是從未有過的事,這念頭使我激動。電影院黑糊糊的牆壁,假如那是一面玻璃,我會看見一個梳著兩條細細辮子,頭髮不多,臉無光彩,身體瘦弱的少女,這便是我。此刻,正在精神糧食與物質糧食之間做痛苦的思想鬥爭。
結論還是買吃的。我看著自己走下坡,穿過馬路,走向那家館子門口的櫃檯。那兒已有十來人在排隊,等著新出籠的肉包。
有塊小黑板寫著包子、餃子、燒餅、小面、饅頭、三角糕和豆漿的名稱,標明每一樣需多少錢和糧票,字跡歪歪倒倒,濃淡不一。我身邊只有五角錢,但我仍站在佇列裡。帶菜肉餡的包子,鬆軟,麵皮顯白還薄,牢牢抓住我的心。裡面四張桌子,皆長木凳,擠擠地坐滿人,有的人喝豆漿,有的人餃子湯,濃濃的乳白色,上面飄了星星點點的蔥花。
輪到我了。賣籌子的青年人剃了個小平頭,不耐煩地等著我說話。
我把手裡的五角錢怯生生遞過去,“兩個肉包。”
果然,他問:“糧票呢?”
“我忘了,”我著急地解釋:反正二角錢一個,二個四角,剩一角抵二兩糧票,行不行?我想我的臉從臉頰一定紅到脖子胸口了。我從未自己買過點心,沒想到要糧票,況且糧票可當錢用,家裡不會給我。
賣票的青年人朝儲藏室叫了一聲,隨即從裡走出一個臉上打滿皺的女人,繫著白袖套白圍裙,也是的,沾了些麵粉醬油。她問了情況,說行。到蒸籠前,親自用大夾子將兩個肉包放在盤子裡。
“我不在這兒吃,我要帶走,”我說。
她在櫥窗邊擱著的一疊發黃的紙片上,取了一張,放上兩個包子,擱下夾子,又取了兩張紙墊著,叮囑道:“好生拿喲,燙得很!”
我捧著熱乎乎的肉包,聞著撲鼻的肉香,第一次感到幸福的滋味:這是我的生日,我在慶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