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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和基礎
是平等的那種基督教封建學說進行思想鬥爭的武器,同時它還包括法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口號“平等、自由、博愛”。法國革命爆發以前三十五年,讓。雅克。盧梭就不但已經認識到革命的必然性,而且在哲學上予以論證,在法理上證明革命是正當的。
B《論不平等》這部著作曾遭許多同時代的批評家完全誤解。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是伏爾泰在1755年3月30日給盧梭的那封譏諷的信,信裡把這部著作說成是“反對人類的書”
,說是人們讀了這本書以後就很想用四腳爬。在十六到十八世紀法國的文學作品中——而且不但在一些旅行記裡,就是在蒙戴尼等作家的作品裡,甚至在伏爾泰自己的作品裡(例如在他的短篇故事《天真》裡)——常常借野蠻人、“自然人”
之口來對封建制度形形色色的現象進行批評,伏爾泰對盧梭的這種批評就尤其使人感到驚異了。波蘭文藝批評家讓。科特(Jan Kot)在他的論笛福(Defoe)和斯維夫特(Swift)的論文裡指出歌頌野蠻人和公民解放之間的聯絡以後寫道:“善良的野蠻人已成為勤勞、節儉、誠實的公民家庭的模範。關於善良的野蠻人的神話,表述了公民風俗中保持的人類生來是善良的這種信仰,表述了自己的無罪和同貴族的陰險、腐化、奢侈淫靡相對立的那種新的感覺的歡樂心情。
公民就是盧梭筆底下的自然人。讓。雅克因此也就成為雅各賓黨人的偶象。“如果盧梭的歌頌”自然人“還是要遭到許多同時代人的誤解或引起譏諷和責難,其原因主要在於他們把盧梭原本是作為一種形象的話,按字面來理解。盧梭從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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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為回到自然狀態是可能的,甚至是值得歡迎的事。不是自然狀態,而是社會形成的時代,也就是“人類的技能大大發展”的時代,他才認為是人類的幸福時代;“因為它不像原始狀態的那種怠惰魯鈍,也不像我們的自私那種愚蠢的爭競,而是保持著正確的中道”。
但是,這個時代也是一去不復返了。
盧梭的歌頌自然絕對沒有從社會逃避的意思。他的觀點在過去和現在所遭到的絕大部分誤解,都是由於對他的自然觀缺乏理解。儘管由於各種變體和意義色彩的偏離,使得盧梭的概念內容個別地說常常沒有確切的定義,但自然和理性。。。。
這兩個詞,用在最一般的意義上,它們終究是同義詞,這是不容爭論的。凡是自然的,它就是善良的,也就是說,它是符合人類的使命的;凡是符合人類的使命的,它必然也是理性的,只有這樣理解,理性這個詞根本才有意義可言。。。
只有認識《論不平等》這本書的真義,才能正確理解盧梭的主要著作《社會契約論》和《愛彌兒》,這兩部鉅著也可以說是這本早期著作的補充和繼續。這裡不是對這三部著作進行詳細比較論述和分析它們的發展線索的地方,但有一個重要思想,至少是值得一提的。
《社會契約論》裡所講的國家契約的基礎,不只是一種全體簽約者的協議,當個人聯合成為一個國家,他們的思想意識裡就要發生極重要的變化:他們的個人意志將服從普遍意志。
“所有的人大家都要把他們的人身和他們的全部力量置於作為最高領導的普遍意志的支配之下;所有的人作為整體接收每一個成員作為不可分的整體的組成部分”。
普遍意志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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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人的意志的關係,正如整體同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的關係一樣。普遍意志是一種新的在質上更高的範疇,是不可分的和不可割的人民主權的基礎和前提,是人民意志在真正的平民民主中的表現,普遍意志不容許像洛克和孟德斯鳩所主張的那樣把國家權力分割開來。
同樣,盧梭的教育學也只有同他的政治學說緊密地聯絡起來看,我們才能理解。教育青年是為培養他們認識當國家公民(citoyens)
的未來任務。
“這裡的問題不是在於搞出一個野蠻人並把他打發到淒涼寂寞的樹林裡去”
,——在《愛彌兒》的第四部裡這樣寫道,“這裡的問題卻是在於,愛彌兒有人間的擾攘紛紜中不致於被他自己的喜怒激情和人類的偏見牽著走。他應當用自己的眼睛來看,用自己的心來感受,人世間除了他自己的理性以外,沒有一種力量可以支配他。”
最自然的和最合理性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