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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我年輕，記憶力也比我好，很可能他不相信我的說法，因此他繼續解釋了一番。我理解他的心情。為了使他安心，我講了不少的話，儘可能多多回憶當時的情況，我到雜技場參加批鬥會的次數不少，其中兩次是以我為主的，一次是第一次全市性的批鬥大會，另一次是電視大會，各個有關單位同時收看，一些靠邊的物件給罰站在每臺電視機的兩旁。那位朋友究竟在哪一次會上發言，我至今說不出來，這說明我當時就不曾把他的話記在心上。我是一個“身經百鬥”的“牛鬼”，誰都有權揪住我批鬥，我也無法將每次會、每個人的“訓話”一一記牢。但是那兩次大會我還不曾輕易忘記，因為對我來說它們都是頭一次，我毫無經驗，十分緊張。
雜技場的舞臺是圓形的，人站在那裡挨鬥，好像四面八方高舉的拳頭都對著你，你找不到一個藏身的地方，相當可怕。每次我給揪出場之前，主持人宣佈大會開始，場內奏起了《東方紅》樂曲。這樂曲是我聽慣了的，而且是我喜歡的。可是在那些時候我聽見它就渾身戰慄，樂曲奏完，我總是讓幾名大漢拖進會場，一連幾年都是如此。初次挨鬥我既緊張又很小心，帶著圓珠筆和筆記本上臺，雖然低頭彎腰，但是不曾忘記記下每人發言的要點，準備“接受批判改正錯誤”。那次大會的一位主持人看見我有時停筆不寫，他就訓話：“你為什麼不記下去？！”於是我又拿筆續記。我這樣摘錄批判發言不止一次，可是不到一年，造反派搜查牛棚，沒收了這些筆記本，還根據它們在某一次會上批鬥我準備“反攻倒算”，那時我已經被提升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了。
我第一次接受全市“革命群眾”批鬥的時候，兩個參加我的專案組的復旦大學學生把我從江灣（當時我給揪到復旦大學去了）押赴鬥場，進場前其中一個再三警告我：不準在臺上替自己辯護，而且對強加給我的任何罪名都必須承認。我本來就很緊張，現在又背上這樣一個包袱，只想做出好的表現，又怕承認了罪名將來洗刷不清。埋著頭給拖進鬥場，我頭昏眼花，思想混亂，一片“打倒巴金”的喊聲叫人膽戰心驚。我站在那裡，心想這兩三個小時的確很難過去，但我下定決心要重新做人，按照批判我的論點改造自己。
兩次雜技場的大會在我的心上打下了深的烙印。電視大會召開時，為了造輿論、造聲勢，從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到雜技場，沿途貼了不少很大的大字標語，我看見那麼多的“打倒”字樣，我的心涼了。要不是為了蕭珊，為了孩子們，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援下去。在那兩次會上我都是一直站著受批，我還記得電視大會上批判結束，主持人命令把我押下去時，我一下子提不起腳來，造反派卻罵我“裝假”。以後參加批鬥會，只要臺上有板凳，我就爭取坐下，我已經漸漸地習慣了，也取得一點經驗了。我開始明白我所期待的那種“改造”是並不存在的。
朋友的一番話鼓舞我做了一次長途旅行，我從一個批鬥會走到另一個，走完了數不清的不同的會場，我沒有看見一張相熟的面孔。不是說沒有一位熟人登臺發言，我想說那些發言並未給我帶來損害，我當時就不曾把它們放在心上，事後也就忘記得一乾二淨。
回顧過去，我覺得自己這樣做也合情合理。我的肚皮究竟有多大？哪裡容得下許許多多芝麻大的個人恩怨！在那個時期我不曾登臺批判別人，只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倘使我能夠上臺亮相，我會看做莫大的幸運。我常常這樣想，也常常這樣說，萬一在“早請示、晚彙報”搞得最起勁的時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麼我也會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壞事。當時大家都以“緊跟”為榮，我因為沒有“效忠”的資格，參加運動不久就被勒令靠邊站，才容易保持了個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個時候自己的精神狀態和思想情況，沒有掉進深淵，確實是萬幸，清夜捫心自問，還有點毛骨悚然。
解剖自己（2）
解剖自己的習慣是我多次接受批鬥的收穫。瞭解了自己就容易瞭解別人。要求別人不應當比要求自己更嚴。聽著打著紅旗傳下來的“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誰能保持清醒的頭腦？誰又能經得起考驗？做一位事後諸葛亮已經遲了。但幸運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獨立思考”。有了它我不會再走過去走的老路，也不會再忍受那些年忍受過的一切。十年的噩夢醒了，它帶走了說不盡、數不清的個人恩怨，它告訴我們過去的事決不能再來。
“該忘記的就忘掉吧，不要拿那些小事折磨自己了，我們的未來還是在自己的手裡。”我緊握著客人的手，把他送到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