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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以後我就沒有再看見滿濤，只有一次學習結束我下樓，在樓梯口遇見他，我想打個招呼，他埋著頭走開了。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忽然要宣佈他是“反革命分子”，又無法向人打聽。後來我無意間聽人說，這裡的負責人看見滿濤態度好，工作積極，想給他摘掉“胡風分子”的帽子，就打了報告到上級和某某機關去請示，萬萬想不到會得到那樣的答覆。這可能是一種誤會吧。但是這裡的負責人卻不敢再打報告上去說明原意，或者要求寬大。於是大家將錯就錯，讓滿濤一夜之間平白無故地給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
我不聲不響，又似怪非怪。我當時正在翻譯亞·赫爾岑的《回憶錄》，書中就有與這類似的記載，可見“四人幫”乾的是沙皇幹慣了的事情，但是包括我在內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發表不同的意見，講一講道理，好像大家都喪失了理智。
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不久毛主席逝世了，我們都到出版社的大禮堂去參加了弔唁活動。過兩三天在我們的學習會上，組長宣佈室裡要開批判滿濤翻案的小型會議，每個學習小組派兩個代表參加。關於翻案的解釋，據說我們出去參加弔唁活動的時候，滿濤給叫到××室來由留守的工宣隊老師傅監督並訓話，滿濤當時就說他“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會亂說亂動”。這便構成了他的所謂翻案的罪行。這樣荒唐的邏輯，這樣奇怪的法律，我太熟悉了！造反派使我有了夠多的經驗，我當然不會再相信他們。但是我仍然一聲不響，埋著頭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實際上暗暗地用全力按捺住心中的不平，惟恐暴露了自己，引火燒身。我只是小心地保護自己，一點也未盡到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普通人所應盡的職責。幸而下一個月“四人幫”就給粉碎了，否則誰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懷念滿濤同志（2）
總之滿濤給保全下來了。他在身心兩方面都受到大的損害。有一個時期人們甚至忘記給被冤屈者雪枉，為受害者治傷。但是這一切並不曾減少滿濤的工作的積極性。用“積極性”這樣的字眼並不能恰當地說明他的心願和心情。人多麼願意多做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事情！果戈理、別林斯基在等待他。他已經浪費了多少寶貴的時間啊。他本來可以翻譯很多的書。但是留給他的時間太少了。就只有短短的兩年！他死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到龍華公墓參加了他的追悼會，見到不少的熟人。這追悼會也就是平反會，死者的冤屈終於得到昭雪。在靈堂內外我沒有講一句話。肅立在靈前默哀的時候，我彷彿重見滿濤同志笑臉相迎的情景。望著他的遺像，我感到慚愧。我想人都是要死的，人的最大不幸就是活著不能多做自己想做的工作。滿濤同志遭遇不幸的時候，我沒有支援他，沒有出來說一句公道話，只是冷眼旁觀，對他的不幸我不能說個人毫無責任。
三月二十五日
說真話之四（1）
關於說真話，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說現在的確有要求講真話的必要，也有人認為現在並不存在說真話的問題。我雖然幾次大聲疾呼，但我的意見不過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以說真話為自己晚年奮鬥的目標。
說真話不應當是艱難的事情。我所謂真話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確的話。自己想什麼就講什麼；自己怎麼想就怎麼說——這就是說真話。你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意見，講出來讓大家瞭解你。倘使意見相同，那就在一起作進一步的研究；倘使意見不同，就進行認真討論，探求一個是非。這樣做有什麼不好？
可能有不少的人已經這樣做了，也可能有更多的人做不到這樣。我只能講我自己。在我知道話有真假之分的時候，我就開始對私塾老師、對父母不說真話。對父母我講假話不多，因為他們不大管我，更難得打我。我父親從未打過我，所以我常說他們對我是“無為而治”。他們對我親切、關心而且信任。我至今還記得一件事情。有一年春節前不久，我和幾個堂兄弟要求私塾老師提前兩天放年假，老師對我父親講了。父親告訴母親，母親就說：“老四不會在裡頭。”我剛剛走進房間，聽見這句話連忙轉身溜走了。母親去世時我不滿十歲，這是十歲以前的事。幾十年來我經常想起它，這是對我最好的教育，比板子、鞭子強得多：不能辜負別人的信任。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負了讀者們的信任。
對私塾老師我很少講真話。因為一，他們經常用板子打學生；二，他們只要聽他們愛聽的話。你要聽什麼，我們就講什麼。編造假話容易討老師喜歡，討好老師容易得到表揚。對不懂事的孩子來說，這樣混日子比較輕鬆愉快。我不斷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