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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一點東西。我不需要悼詞，我都不願意聽別人對著我的骨灰盒講好話。最近常有人找我談我自己的事。他們想知道四五十年前某一個時期我的思想情況和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等等。這使我想起了我“靠邊”的時候受到的一次外調，來的那位工宣隊老師傅要我講出一九三一年我在蘇州經人介紹見到一位年輕朋友，當時講了些什麼話。我怎麼講得出呢？他把我訓了一頓。不用說，他是別有用心。現在來找我談話的人卻不是這樣，他們是懷著好意來的，他們來“搶救材料”。他們是有理由的，有的人還想對我有所幫助，替我的舊作作一點辯護或者講幾句公道話。我說：好意可感，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不是在號召大家向前看嗎？我也要向前看。
對，我也要向前看。不然我為什麼還要制定計劃、想方設法、東求西告、爭取時間來寫作品呢？其實不寫也照樣過日子，只要自己名字常見報，大會小會不缺席，東講幾句話，西題幾個字，這樣似乎對社會就有了貢獻，對後人就有了交代，這又有何不可呢？但是我的書房裡偏偏留著那面大鏡子，每次走過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氣，又無派頭，連衣服也穿不整齊，真是生成勞碌命！還是規規矩矩地待在家裡寫吧，寫吧。這是我給自己下的結論。
我感謝我眼前這面鏡子，在我的頭腦發熱的時候，總是它使我清醒。我要講一句我心裡的話：請讓我安靜，我不是社會名流，我不是等待“搶救”的材料，我只是一個作家、一個到死也不願放下筆的作家。
十二月二十三日
小狗包弟（1）
一個多月前，我還在北京，聽人講起一位藝術家的事情，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是講藝術家和狗的。據說藝術家住在一個不太大的城市裡，隔壁人家養了小狗，它和藝術家相處很好，藝術家常常用吃的東西款待它。“文革”期間，城裡發生了從未見過的武鬥，藝術家害怕起來，就逃到別處躲了一段時期。後來他回來了，大概是給人揪回來的，說他“裡通外國”，是個反革命，批他，鬥他，他不承認，就痛打，拳打腳踢，棍棒齊下，不但頭破血流，一條腿也給打斷了。批鬥結束，他走不動，讓專政隊拖著他遊街示眾，衣服撕破了，滿身是血和泥土，口裡發出呻喚。認識的人看見半死不活的他都掉開頭去。忽然一隻小狗從人叢中跑出來，非常高興地朝著他奔去。它親熱地叫著，撲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舐舐，用腳爪在他的身上撫摸。別人趕它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邊。最後專政隊用大棒打斷了小狗的後腿，它發出幾聲哀叫，痛苦地拖著傷殘的身子走開了。地上添了血跡，藝術家的破衣上留下幾處狗爪印。藝術家給關了幾年才放出來，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買幾斤肉去看望那隻小狗。鄰居告訴他，那天狗給打壞以後，回到家裡什麼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聽了這個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經養過的那條小狗。是的，我也養過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當時一位熟人給調到北京工作，要將全家遷去，想把他養的小狗送給我，因為我家裡有一塊草地，適合養狗的條件。我答應了，我的兒子也很高興。狗來了，是一條日本種的黃毛小狗，乾乾淨淨，而且有一種本領：它有什麼要求時就立起身子，把兩隻前腳並在一起不停地作揖。這本領不是我那位朋友訓練出來的。它還有一位瑞典舊主人，關於他我毫無所知。他離開上海回國，把小狗送給接受房屋租賃權的人，小狗就歸了我的朋友。小狗來的時候有一個外國名字，它的譯音是“斯包弟”。我們簡化了這個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們家待了七年，同我們一家人處得很好。它不咬人，見到陌生人，在大門口吠一陣，我們一聲叫喚，它就跑開了。夜晚籬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過，它聽見某種聲音就會朝著籬笆又跑又叫，叫聲的確有點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幾聲就安靜了。它在院子裡和草地上的時候多些，有時我們在客廳裡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會進來作幾個揖，討糖果吃，引起客人發笑。日本朋友對它更感興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以後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訊社到我家來拍電視片，就拍攝了包弟的鏡頭。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訪問上海，來我家做客，對日本產的包弟非常喜歡，她說她在東京家中也養了狗。兩年以後，她再到北京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看見我她就問：“您的小狗怎樣？”聽我說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愛人蕭珊也喜歡包弟。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每次到文化俱樂部吃飯，她總要向服務員討一點骨頭回去喂包弟。一九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