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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我們夫婦帶著孩子在廣州過了春節，回到上海，聽妹妹們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睡房門緊閉，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門口等候我們出來。它天天這樣，從不厭倦。它看見我們回來，特別是看到蕭珊，不住地搖頭擺尾，那種高興、親熱的樣子，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感動，我彷彿又聽見由起女士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
“您的小狗怎樣？”倘使我能夠再見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會拿同樣的一句話問我。她的關心是不會減少的。然而我已經沒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紅衛兵開始上街抄四舊的時候，包弟變成了我們家的一個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時常打門大喊大嚷，說是要殺小狗。聽見包弟尖聲吠叫，我就膽戰心驚，害怕這種叫聲會把抄四舊的紅衛兵引到我家裡來。當時我已經處於半靠邊的狀態，傍晚我們在院子裡乘涼，孩子們都勸我把包弟送走，我請我的大妹妹設法。可是在這時節誰願意接受這樣的禮物呢？據說只好送給醫院由科研人員拿來做實驗用，我們不願意。以前看見包弟作揖，我就想笑，這些天我在機關學習後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討東西吃，我卻暗暗地流淚。
形勢越來越緊。我們隔壁住著一位年老的工商業者，原先是某工廠的老闆，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籬。有人到他家去抄四舊了。隔壁人家的一動一靜，我們聽得清清楚楚，從籬笆縫裡也看得見一些情況。這個晚上附近小孩幾次打門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來亂叫，也沒有給捉了去。這是我六十多年來第一次看見抄家，人們拿著東西進進出出，一些人在大聲叱罵，有人摔破罈罈罐罐。這情景實在可怕。十多天來我就睡不好覺，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蕭珊談起包弟的事情，我們最後決定把包弟送到醫院去，交給我的大妹妹去辦。
包弟送走後，我下班回家，聽不見狗叫聲，看不見包弟向我作揖、跟著我進屋，我反而感到輕鬆，真有一種甩掉包袱的感覺。但是在我吞了兩片眠爾通、上床許久還不能入睡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來想去，我又覺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麼，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現的不是搖頭擺尾、連連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給割開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僅是小狗包弟，連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護一條小狗，我感到羞恥；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我就這樣可恥地開始了十年浩劫中逆來順受的苦難生活。一方面責備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讓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墮入地獄。我自己終於也變成了包弟，沒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運。
小狗包弟（2）
整整十三年零五個月過去了。我仍然住在這所樓房裡，每天清早我在院子裡散步，腳下是一片衰草，竹籬笆換成了無縫的磚牆。隔壁房屋裡增加了幾戶新主人，高高牆壁上多開了兩堵窗，有時倒下一點垃圾。當初剛搭起的葡萄架給蟲蛀後早已塌下來掃掉，連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卻添了一個大化糞池，是從緊靠著的五層樓公寓裡遷過來的。少掉了好幾株花，多了幾棵不開花的樹。我想念過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綠草如茵的時節，她常常彎著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雜草，在午飯前後她有時逗著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滿園的創傷使我的心彷彿又給放在油鍋裡熬煎。這樣的熬煎是不會有終結的，除非我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了總結，還清了心靈上的欠債。這決不是容易的事。那麼我今後的日子不會是好過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過來了。
即使在“說謊成風”的時期，人對自己也不會講假話，何況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說：我懷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一九八○年一月四日
探索（1）
在最近的《大公報》上看到白傑明先生的一篇文章，裡面有一句話我非常欣賞：“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創新意義的東西來，非得讓人家探索不可。”①
在我的周圍，有些人聽見“探索”二字就懷疑，甚至擔心。有一份受到批判的地下刊物不是叫做《探索》嗎？我還是那句老話：我沒有讀過這類刊物，沒有發言權。我講的是另一回事。但是有人警告說：
“你要探索，要創新，就是不滿現狀，‘不滿現狀’可要當心啊！”
不滿現狀，說對了。不滿現狀（也就是不安於現狀）有多種多樣。有的人不滿意自己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別人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小範圍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大範圍的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