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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書常常避開序文、前記。我拿到一本印有譯者或者專家寫的長序的西方文學名著，我不會在長序上花費時間。正相反，我對它有反感：難道我自己就不能思考，一定要你代勞？我後來發覺不僅是我，許多人都不看作品以外的前言後記（做研究工作的人除外）。使我感到滑稽的是一家出版社翻印了《紅樓夢》，前面加了一篇序或者代序，有意幫助讀者正確地對待這部名著；過了若干年書重版了，換上一篇序，是另一個人寫的，把前一個人痛罵一頓；又過若干年書重印，序又換了，罵人的人也錯了，不錯的還是出版社，他們不論指東或者指西，永遠幫助讀者“正確對待”中外名著。類似的事情不會少，我再舉一件，我在另一家出版社出過一本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的英雄事蹟的通訊報道，“文革”期間出版社給砸爛了，這本書被認為宣傳和平主義的大毒草，後來出版社恢復，檢查過去出版的圖書，我那本書也列在銷燬的名單內。究竟它是不是宣傳和平主義，我至今還不明白。其實不僅是那本書，我在朝鮮戰地寫的那些通訊報道、散文特寫，我回國後寫的反映戰士生活的短篇小說都受到了批評，說它們渲染戰爭恐怖、有意讓英雄死亡，說它們是鼓吹和平主義的“反動戰爭文學”。主持批判的是穿軍裝的人，發言的也是穿軍裝的人，他們是支左的“軍代表”，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是權威。批判的重點是小說《團圓》和根據它改編攝製的影片《英雄兒女》，人們甚至拿它同《一個人的遭遇》相比。
《英雄兒女》的回憶使我哭笑不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被抄家後兩個多月，我愛人蕭珊又在電影院裡看了這影片。當時我每天到作協分會的“牛棚”學習、勞動，早去晚歸；蕭珊在刊物編輯部做過幾年的義務編輯，也給揪回去參加運動，但最初只是半靠邊，一個星期勞動兩三次，因此她可以早下班去買票看電影。晚上我回家她興奮地告訴我，影片上還保留著我的名字，看來我的問題不太嚴重，她要我認真做檢查。可是僅僅兩三天以後作協分會造反派的一個戰鬥隊就拿著大字報敲鑼打鼓到電影院和電影發行公司去造反去了，大字報張貼在大門口，給影片和我個人都戴上反革命的大帽子。影片當場停演，蕭珊臉上最後一點笑容也消失了。以後支左的軍代表來到作協分會，批判了一陣“反動的戰爭文學”。批判剛結束，《英雄兒女》又作為反映抗美援朝的好影片在全國上演了。一共開放了五部電影，據說是周總理挑選的。當時我在幹校，有人找我談話問我感想，我只說影片是編導和演員的成績，與我的小說無關，小說還是毒草。我這樣表示，還得不到諒解。還有人寫彙報說我“翹尾巴”，而在幹校領導運動的軍代表卻對我說：“你不要以為電影又上演了它就沒有缺點，我看它有問題。”這個時候我已經不那麼恭順了，我口裡不說，心裡卻想：“隨便你怎樣說吧，反正權在你手裡，你有理。”
灌輸和宣傳（探索之五）（2）
像這樣的經驗是不會少的，我以後還有機會談論它們，不想在這裡多說了。這筆糊塗賬似乎至今還沒有搞清楚。我不是經驗主義者，可是常常想到過去，常常回頭看過去的腳印，我總有點擔心，會不會明天又有人站出來“高舉紅旗”批判“和平主義”，譴責我給英雄人物安排死亡的結局？我忍不住多次問我自己：走過的那條路是不是給堵死了？賬沒有算清楚，是非不曾講明白，你也引經據典，我也有根有據，誰的權大勢大，誰就發號施令。我們習慣“明哲保身”，認為聽話非常省事。我們習慣於傳達和灌輸，彷彿自己和別人都是錄音機，收進什麼就放出什麼。這些年來我的經驗是夠慘痛的了。一個作家對自己的作品竟然沒有一點個人的看法，一個作家竟然甘心做錄音機而且以做錄音機為光榮，在讀者的眼裡這算是什麼作家呢？我寫作了幾十年，對自己的作品不能做起碼的評價，卻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頭，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稱姚文元做“無產階級的金棍子”，為什麼？為什麼？今天回想起來，覺得可笑，不可思議。反覆思索，我有些省悟了：這難道不是信神的結果？
對，我想起來了。一九三四年年底我住在日本橫濱一個朋友的家裡，他相信神，我根據我那些天的見聞拿他做主人公寫了短篇小說《神》。現在重讀這小說，拿前一段時期的我跟小說中的主人公長谷川君比較，我奇怪我怎麼完全在摹仿他！我更奇怪我怎麼在一九三四年就寫了諷刺若干年後的自己的小說！是我自己嗎？我竟然那樣迷信，那樣聽話，那樣愚蠢！它使我渾身冒汗，但是我感謝自己意外地留下這一幅自畫像，讓兒孫們會看到我某一個時期的醜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