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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聽說有人說我“思想複雜”，我認為這是對我的稱讚。其實我也有過“思想簡單”的時候，倘使思想複雜，人就不容易虔誠地拜倒在神面前了。據我看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要應付複雜的局面，思想複雜些總比思想簡單些好。要把新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的人間樂園，恐怕也得靠複雜的集體的智慧，靠九億中國人民。現在不是信神的時代，不可能由一兩個人代表千萬讀者給一部作品、一篇文章下結論，也沒有人願意讓別人把自己當做錄音機吧。要是大家都成了錄音機，我們就用不著進行復雜的思維活動，腦子也成了多餘的了。但我始終相信：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總是由簡單到複雜，而不是由複雜到簡單。
我們文藝發展的方向當然也是百花齊放，而不是一花獨放，更不是無花開放。
六月十五日
發燒
我本來要寫我們訪問長崎的事，但忽然因感冒發高燒、到醫院看病就給留了下來。吊了兩天青黴素、葡萄糖，體溫慢慢下降。燒退了。沒有反覆。再過幾天我便可回家。
病房裡相當靜。三十年來我第一次住醫院，有點不習慣，晚上上床後常常胡思亂想。想得最多的就是關於發燒的事情。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哥哥李堯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從重慶回上海，住在霞飛坊（淮海坊）五十九號三樓。李堯林生病睡在床上，因為沒有錢不能住進醫院，由一個懂醫道的朋友給他治療。晚上我搭一張帆布床，睡在他的旁邊。每天清早他醒來就要在床上量體溫，早晨溫度不高，我在旁邊聽見他高興地自言自語：“好些了，好些了。”他是英語教員，喜歡講英語。下午他的體溫逐漸增高。每天都是這樣，體溫一高，他的情緒就壞起來。不幾天靠一位朋友幫忙他住進了醫院。但是在醫院裡他並不曾活過兩個星期。
其次我想到亡妻蕭珊。一九七二年六月初我從奉賢縣“五·七幹校”回家度假，發現蕭珊病倒在床。不知道她患什麼病。不是查不出，是不給查。當時是“四人幫”橫行的時代，看門診的“醫生”不一定懂醫，一個普通老百姓（還不說“牛鬼的臭婆娘”）發燒在三十九度以上，到醫院掛急診，或者開點藥就給打發走了，或者待在“觀察室”吊鹽水針過半天回家。蕭珊患腸癌，那年三月想辦法找人開後門，在一家醫院裡照了直腸鏡，但她的病在結腸上，照不出來。那個時候拍X光片子也非常困難，不但要請人幫忙，而且還得走不少彎路。到七月中旬才查出她的病源，七月下旬她住進醫院，癌細胞已經擴散。她在病房裡只活了三個星期。
在焦急等待查出病源的時候，我每天四次給蕭珊登記體溫（我回家之前我女兒、女婿做這工作）。清早，溫度低一些，以後逐漸升高，升到三十九度左右，全家就緊張起來，準備上醫院去掛急診號。明知到醫院看門診也解決不了問題，（就在查出病源前十多天，門診醫生還斷定她患腸結核呢！）但是發了高燒不去一趟又怎麼說得過去？
今天回想起這些日子我還會打冷噤。
所以我不喜歡量體溫。我長時期沒有患過大病，沒有住過醫院，總以為自己身體好，什麼病痛都可以對付過去。明明感覺到不舒服，有熱度，偏偏不承認，不去看病，不量溫度，還以為挺起胸來就可以挺過去。這次也是如此。大清早起來就覺得發燒，人不舒服，卻不肯量溫度。下午四點實在支援不住，我才到樓下找藥吃，我的妹妹拉住我量體溫：三十八度八，我女兒、女婿便拉我到醫院去看病，再量體溫：三十九度三，人已經十分委頓。兩天後才退燒。
現在一切都正常了。不過十天光景吧，我在身心兩方面都像是生過一次大病似的。
在病床上總結這次退燒的經驗，我不能不感謝我的妹妹和女兒。她們懷疑我生病、拉我去看病，似乎有意跟我過不去，我當初有點責怪她們多事，後來才明白，要不是她們逼我量體溫，拉我上醫院，我很可能堅持到感冒轉成肺炎，病倒下來，匆匆忙忙地離開人世。在討厭我的人看來，這大概是好事。但對我來說，這未免太愚蠢了。
不承認自己發燒，又不肯設法退燒，這不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險的事。今後我決不再幹這種事情，也勸告我的朋友們不要幹這種事情。
七月十一日
思想複雜
在病床上讀了唐瓊先生六月三十日的《京華小記》（《愛之與惡之》）①，我看出來他對我那句“”的話有所誤解。有人說我“思想複雜”，並非讀了我的《隨想錄》後所下的結論。我知道有這麼一件事情：
有一位比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