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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躺在棺木中，蠟黃的面孔似乎沒有經過化妝。只有少數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著哀傷的臺靜農先生談論黎先生的事蹟。”
“黎先生就這樣走了，平日裡他埋頭寫作，不求聞達；死了以後仍然是冷冷靜靜地走上他最後一段路程。”
“晚報報道黎先生臥病的訊息以後，曾經有些機關派人前往黎府送錢，但深知黎先生為人的黎太太怎樣說也不接受。我覺得這正是黎先生‘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的風範。”
懷念烈文（3）
我彷彿也參加了老朋友的葬禮，我彷彿看見他“冷冷靜靜地走上他最後一段路程”。長時期的分離並不曾在我們之間劃一道溝，一直到死他還是我所認識的黎烈文。
“埋頭寫作，不求聞達”，這是他從福建的那段生活中、從到臺灣初期碰釘子的生活中得到的一點教訓吧，我起初是這樣想的，但接著我便想起來：三十年代在上海他不也就是這樣嗎？那麼我可以這樣說吧：有一段時期他丟開了寫作，結果他得到了懲罰。但最後二十幾年中他是忠於自己的，因此在他工作過的地方出現了許多“從黎先生那裡直接間接獲得很多東西的文化界人士。”
用不著我替死者摘帽，用不著我替他揩拭汙泥，泥水四濺、帽子亂飛的日子是一去不復返的了。那一筆算不清的糊塗賬就讓它給扔到火裡去吧。在那種時候給戴上一頂“反動”的帽子是不幸的事，但是不給戴上帽子也不見得就是幸運。一九五七年我不曾給戴上“右派”帽子，卻寫了一些自己感到臉紅的反“右”文章，並沒有人強迫我寫，但是陣線分明，有人一再約稿，怎麼可以拒絕！“文革”期間我靠邊早，沒有資格批判別人，因此今天欠債較少。當然現在還有另一種人，今天指東，明天指西，今年當面訓斥，明年點頭微笑，彷彿他一貫正確，好像他說話從不算數。人說“蓋棺論定”，如今連這句古話也沒有人相信了。有的人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可是骨頭卻不知道給拋到了什麼地方；有的人的骨灰盒莊嚴地放在八寶山公墓，但在群眾的心目中他卻是無惡不作的壞人。我不斷地解剖自己，也不斷地觀察別人，我意外地發現有些年輕人比我悲觀，在他們的腦子裡戴帽或摘帽、濺不濺汙泥都是一樣。再沒有比“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更可悲的了！
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遙遠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沒有向他的遺體告別，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頭寫作，不求聞達，“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這應當是他的遺言吧。
只要有具體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語都損害不了一個好人，黑白畢竟是混淆不了的。
五月二十四日
訪問廣島（1）
這次訪問日本，我實現了二十年的心願：我到了廣島。
一九六一年櫻花開放的時節我在鎌倉和光旅館裡會見了年輕的小說家有吉佐和子女士，聽她談了一些廣島的故事，關於那個地方的每一句話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從這一天起我就在想：要是我什麼時候到廣島去看看那多好。六一年我沒有能去，六二年我到東京出席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我以為這一次可以看到廣島了，可是出席大會的一部分人動身去廣島的時候，我要留在東京繼續開會。楊朔同志是去了的，我多麼羨慕他，我請他帶一樣紀念品給我，他帶回來一紮明信片，我把它們當做珍品收藏著。六三年我又有訪日的機會，我把廣島的明信片帶在身邊，我興奮地想大概可以去廣島了，我和同行的人談起，他們的反應並不強烈，主人也沒有做這方面的安排，結果我白白做了一場夢。再過三年連那一紮明信片也給拿走了。在“牛棚”裡，除了“改造”二字外什麼也不敢想。日子久了，思想活動了些，在“幹校”的不眠的寒夜裡我回想起同日本朋友歡聚的日子，我彷彿又在東京秋田家同中島健藏先生一起喝清酒，同木下順二先生在箱根喝茅臺，我感到了溫暖和安慰，終於沉沉地睡去了。那個時候我正準備等到自己的改造有了成績回到上海作家協會傳達室當一個看門人，我以為今生今世不會再踏上日本的土地了。我也不敢再做廣島的夢，因為一提到廣島，我便想起楊朔同志的悲劇的死亡。
十七年似夢非夢地過去了，我早已從“牛”又變回到人，而且接受了訪日的邀請。主人問起有什麼要求，我提出了去廣島的願望，我想這是最後的機會了，再過兩年我連出門也會有困難，更說不上去遠方。
我這個要求得到了滿足。在羽田機場辭別了東京的朋友走進機艙坐定以後，我頻頻地揩著眼睛：朋友們的眼淚引出了我的淚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