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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姚二人五十年代就是上海的兩根大棒。難道這和“既保險、又省事”的人生哲學就沒有一點關係嗎？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國文學史，那麼多的光輝的名字！卻沒有一首好詩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據“長官意志”寫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羅斯文學史，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出現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試問哪一部是按照“長官”的意志寫的？我家裡的確有按照“長官意志”寫成的小說，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結合”的創作方法寫出來的。所謂“三結合”，說清楚一點，就是一個人“出生活”，一個人“出技巧”，一個人“出思想”。聽起來好像我在說夢話，但這卻是事實。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我聽見上海惟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說過今後要大大推廣這個方法。最後他還訓了我幾句。他早就認識我，第一次當官有了一點架子，後來靠了邊，和我同臺挨批鬥，偶爾見了面又客氣了，第二次“上臺”就翻臉不認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權，的確大大地推廣了“三結合”的創作方法。那個時期他們如法炮製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幫”的私貨強加給作者。反正你要出書，就得聽我的話。於是到處都是“走資派”，“大寫走資派”成風。作者原來沒有寫，也替他硬塞進去，而且寫進去的“走資派”的級別越來越高。我說句笑話，倘使“四人幫”再多鬧兩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義》裡去找“走資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寫了大、小“走資派”以後來不及出版，“四人幫”就給趕下了政治舞臺。“走資派”出不來了，怎麼辦？腦子靈敏的人會想辦法，便揪出“四人幫”來代替，真是“戲法人人會變”。於是我們的“文壇”上又出現了一種由“反走資派”變為“反四人幫”的作品。這樣一來吹捧“四人幫”的人又變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長官”點了頭，還有什麼問題呢？即使讀者不買賬，單單把書向全國大小圖書館書架上一放，數目也很可觀了。可能還有人想：這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的了不起的“創舉”呢！
長官意志（2）
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寫家”再說幾句：為什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現了文藝活躍的局面，魯迅、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許多作品相繼問世，而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文藝園中卻只有“一花”獨放、一片空白，絕大多數作家、藝術家或則擱筆改行，或則給摧殘到死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一月二十五日
文學的作用
現在我直截了當地談點有關文學的事情。我講的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常常這樣想：文學有宣傳的作用，但宣傳不能代替文學；文學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學。文學作品能產生潛移默化、塑造靈魂的效果，當然也會做出腐蝕心靈的壞事，但這二者都離不開讀者的生活經歷和他們所受的教育。經歷、環境、教育等等都是讀者身上、心上的積累，它們能抵抗作品的影響，也能充當開門揖“盜”的內應。讀者對每一本書都是“各取所需”。塑造靈魂也好，腐蝕心靈也好，都不是一本書就辦得到的。只有日積月累、不斷接觸，才能在不知不覺間受到影響，發生變化。
我從小就愛讀小說，第一部是《說岳全傳》，接下去讀的是《施公案》，後來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讀了半部，像《楊香武三盜九龍杯》之類的故事當時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後面的找不到了。我記得兩三年中間幾次夢見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興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說，我一定會大中其毒，做了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了。十多年前人們批鬥我的時候的確這樣說過，但那是“童言無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讀這一部書，而且反覆地讀，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見書就讀的毛病，而且習慣了為消遣而讀各種各樣的書，各種人物、各種思想在我的腦子裡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歲，不曾中毒死去，那麼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說：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著躲在溫室裡度餘年了。
我正是讀多了小說才開始寫小說的。我的小說不像《說岳全傳》或者《彭公案》，只是因為我讀得最多的還是外國小說。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公寓的五層樓上開始寫《滅亡》的一些章節。我說過：“我有感情必須發洩，有愛憎必須傾吐，否則我這顆年輕的心就會枯死。所以我拿起筆，在一個練習本上寫下一些東西來發洩我的感情、傾吐我的愛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時，就攤開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