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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卷，這樣他反倒脫身了。
這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我靠邊的時候，在批鬥會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說我包庇柯靈，我自己也做過檢查。其實正相反，我很抱歉，因為我沒有替他辯護。更使我感到難過的是第二年八月初，葉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幫”的迫害含恨跳樓自盡，留下愛人和五個小孩。我連同他的遺體告別的機會也沒有！一直到這個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譽才得到恢復。我在追悼會上讀了悼詞，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國文藝界失去這樣一位戰士，我失去這樣一位朋友，我在心裡說：絕不讓再發生這一類的事情。
在這個儀式上我見到了劉素明同志和她的五個孩子。孩子們都大了。把他們養育成人，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何況以群死後第二個月單位就停發了他的工資，做母親的每月只有幾十元的收入。這十三年十分艱苦的歲月是可以想象到的。這是一位英雄的母親。她在“四人幫”的迫害下，默默地堅持著，把五個受歧視的小孩培養成為我們祖國各條戰線需要的年輕戰士，這難道不是值得我們歌頌的嗎？
一月二十四日
長官意志（1）
我不是藝術家，我只能說是文藝的愛好者。其實嚴格地說，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說我是寫家倒更恰當些。“寫家”這兩個字是老舍同志在重慶時經常使用的字眼，那個時候還沒有見過“作家”這個片語。我們曾被稱為“小說家”。記得一九三三年上海《東方雜誌》徵文欄發表了老舍同志和我的書面意見，兩個人的名字上都加了“小說家”的頭銜。老舍同志不用“小說家”的稱呼而自稱“寫家”，只能說是他很謙虛。我稱自己為寫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話，我只是寫寫罷了。對於寫作之道和文學原理等等，我是說不清楚的。最近有幾位法國漢學家到我家裡做客，閒談起來，一位年輕的客人知道我就要著手寫一部長篇小說，他問我倘使寫成它將是一部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回答說我寫小說連提綱也沒有，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寫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只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傾吐我真摯的感情。至於我的小說屬於什麼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的現實主義？或者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應當由讀者和評論家來講話。作為“寫家”，我講不出什麼。但作為讀者，我還是有發言權，對自己的作品也好，對別人的作品也好。因此對寫作的事情，對具體的作品，我還是有自己的意見。我並不敢說自己的看法正確，但有時候我也要發表自己的意見，即使它們和評論家甚至“長官”的高見不同，我也會保留自己的看法。
前兩年有一兩位過去在《上海文學》或《收穫》做過編輯的朋友對我說，張春橋在上海“做官”的時候，對他們罵過我。我又想起在批鬥我的會上有人“揭發”刊物編輯用了我的稿子受到張春橋的責備。當時張春橋是被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是“好人”，他罵了我就說明我是“反動派”，是“壞人”。在“四人幫”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藝也好，作家也好，都應當是他們的馴服工具。他們隨便胡說什麼，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們照辦。我記得一九七五年徐某某忽然心血來潮，說出版社的首要任務是“出人”。出版社不出書，卻出人，那麼學校幹什麼呢？可是徐某某是“長官”，大家都要學習他的“新的提法”。本來是胡說，一下子就變成了“發展”。“三突出”、“三陪襯”等等的“三字經”不也是這一類的胡說嗎？想想看，一個從事創作的人發明了種種的創作方法來限制自己，等於在自己的周圍安置了種種障礙，除了使自己“行路難”之外，還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又如張春橋過去大吹“寫十三年” ① 的“高見”，北京有人剛剛表示懷疑，他就大發脾氣。他在上海的時候，你要反對“大寫十三年”，那可不得了。其實誰也知道這種“高見”並不高明，也無非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已。我還記得還有一位主張“寫十三年”的“長官”，有人請他看話劇，他問，“是不是寫十三年的？寫十三年的，我就去看。”不幸那出戏偏偏比十三年多兩三個月。他一本正經地說：“不是寫十三年的，我不看。”
這並不是笑話。上面一段對話是我親耳聽見的。雖然請看戲的人和被請看戲的人都已離開人世，但那位只看“寫十三年”的人因為是“長官”，人死了，餘威猶在，還可以嚇唬一些人。的確有一些人習慣了把“長官意志”當做自己的意志，認為這樣，既保險，又省事。所以張春橋和姚文元會成為“大理論家”，而在上海主管文教多年的徐某某也能冒充“革命權威”。當然這有許多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