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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本，一面聽巴黎聖母院的鐘聲，一面揮筆，一直寫到我覺得腦筋遲鈍，才上床睡去。”
那麼“我的感情”和“我的愛憎”又是從哪裡來的呢？不用說，它們都是從我的生活裡來的，從我的見聞裡來的。生活的確是藝術創作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嚴肅的作家都是從這惟一的源泉裡吸取養料，找尋材料的。文學作品是作者對生活理解的反映。儘管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對有錯，但是離開了生活總不會有好作品。作家經常把自己的親身見聞寫進作品裡面，不一定每個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說作品裡就沒有作者自己。法國作家福樓拜說愛瑪·包瓦利（今通譯包法利。編者注）是他自己；郭老說蔡文姬是他。這種說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裡也有我自己，有時在覺慧身上，有時在覺民身上，有時在劍雲身上，或者其他的人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談談對《紅樓夢》的看法。他是紅學家，我卻什麼也不是，談不出來，我只給他寫了兩三句話寄去。我沒有留底稿，不過大意我可能不曾忘記。我說：“《紅樓夢》雖然不是作者的自傳，但總有自傳的成分。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這樣的家庭裡，接觸過小說中的那些人物，他怎麼寫得出這樣的小說？他到哪裡去體驗生活，怎樣深入生活？”
說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寫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領。解放後我想歌頌新的時代，寫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夠，經常浮在面上，也談不到熟悉，就像蜻蜓點水一樣，不能深入，因此也寫不出多少作品，更談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復旦大學中文系，有一些外國留學生找我去參加座談會，有人就問我：“為什麼不寫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回答：“問題就在於我想寫新的人。”結果由於自己不能充分做到“深入”與“熟悉”，雖然有真摯的感情，也只能寫些短短的散文。我現在準備寫的長篇就是關於十多年來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的遭遇。我熟悉這種生活，用不著再去“深人”。我只從側面寫，用不著出去調查研究。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一個會上的發言中說過：“創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這句話並不是我的“創作”，這是好些人的意見。作家下去生活，是極其尋常的事。不過去什麼地方，就不簡單了。我建議讓作家自己去選擇生活基地。一個地方不適當，可以換一個。據我看倘使基地不適合本人，再“待”多少年，也寫不出什麼來。替作家指定和安排去什麼地方，這種做法不一定妥當。至於根據題材的需要而要求創作人員去這裡那裡，這也值得慎重考慮。
話說回來，文學著作並不等於宣傳品。文學著作也並不是像“四人幫”炮製的那種朝生暮死的東西。幾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們有的是。我們這一代也得有雄心壯志，讓我們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
一月二十七日
把心交給讀者（1）
前兩天黃裳來訪，問起我的《隨想錄》，他似乎擔心我會中途擱筆。我把寫好的兩節給他看；我還說：“我要繼續寫下去。我把它當做我的遺囑寫。”他聽到“遺囑”二字，覺得不大吉利，以為我有什麼悲觀思想或者什麼古怪的打算，連忙帶笑安慰我說：“不會的，不會的。”看得出他有點感傷，我便向他解釋：我還要爭取寫到八十，爭取寫出不是一本，而是幾本《隨想錄》。我要把我的真實的思想，還有我心裡的話，遺留給我的讀者。我寫了五十多年，我的確寫過不少不好的書，但也寫了一些值得一讀或半讀的作品吧，它們能夠存在下去，應當感謝讀者們的寬容。我回顧五十年來所走過的路，今天我對讀者仍然充滿感激之情。
可以說，我和讀者已經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關於我的寫作或者文學方面的事情，我有什麼最後的話要講，那就是對讀者講的。早講遲講都是一樣，那麼還是早講吧。
我的第一篇小說（中篇或長篇小說《滅亡》）發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說月報》上，從一月號起共連載四期。小說的單行本在這年年底出版。我什麼時候開始接到讀者來信？我現在答不出來。我記得一九三一年我寫過短篇小說《光明》，描寫一個青年作家經常接到讀者來信，因無法解答讀者的問題而感到苦惱。小說裡有這樣一段話：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裡，它們苦惱地望著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訴他。
這難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惱？那個年輕的小說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從日本回來，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