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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堯林去遊了雞鳴寺、清涼山，就到上海去了。他不久也去了蘇州。
他在蘇州唸書。我在上海養病、辦刊物、寫文章。他有時也來信勸我好好養病、少活動、讀點書。我並沒有重視他的勸告。我想到他的時候不多，我結交了一些新朋友。但偶爾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情緒不好時，我也會想到哥哥。這年寒假，我到蘇州去看他，在他們的宿舍裡住了一夜。學生們都回家去了，我沒有遇見他的同學。當時的蘇州十分安靜，我們像在南京時那樣過了一天，談了不少的話，總是談大哥和成都家中的事。我忽然問他：“你不覺得寂寞嗎？”他搖搖頭帶著微笑答道：“我習慣了。”我看得出他的笑容裡有一種苦味。他改變了。他是頭一次過著這樣冷冷清清的生活。大哥匯來的錢不多，他還要分一點給我。因此他過得更儉省，別人都走了，他留下來，勤奮地學習。我瞭解他的心情，我覺察出他有一種堅忍的力量，我想他一定比我有成就，他可以滿足大哥的期望吧。在閒談中我向他提起一個朋友勸我去法國的事，他不反對，但他也不鼓勵我，他只說了一句：“家裡也有困難。”他講的是真話，我們那一房正走著下坡路，入不敷出，家裡人又不能改變生活方式，大哥正在進行絕望的掙扎，他把希望寄託在我們兩個兄弟的“學成歸來”。在我這方面，大哥的希望破滅了。擔子落在三哥一個人的肩頭，多麼沉重！我同情他，也敬佩他，但又可憐他，總擺脫不掉他那孤寂瘦弱的身形。我們友愛地分別了。他送給我一隻舊懷錶，我放在衣袋裡帶回上海，過兩三天就發覺表不見了，不知道它是在什麼時候給扒手拿走的。
去法國的念頭不斷地折磨我，我考慮了一兩個月，終於寫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給我一筆錢做路費和在法國短期的生活費。大哥的答覆是可以想象到的：家中並不寬裕，籌款困難，借債利息太高，等等，等等。他的話我聽不進去，我繼續寫信要求。大哥心軟，不願一口拒絕，要三哥勸我推遲赴法行期兩三年。我當時很固執，不肯讓步。三哥寫過兩封信勸我多加考慮，要我體諒大哥的處境和苦衷。我堅持要走。大哥後來表示願意籌款，只要求我和三哥回家談談，讓我們瞭解家中經濟情況。這倒叫三哥為難了。我們兩個都不願回家。我擔心大家庭人多議論多，會改變大哥的決定。三哥想，出外三年，成績不大，還不如把旅行的時間花在唸書上面，因此他支援我的意見。最後大哥匯了錢給我。我委託上海環球學生會辦好出國手續，領到護照，買到船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坐海輪離開了上海。
出發前夕，我收到三哥的信（這封信我一直儲存到今天），他寫道：
你這次動身，我不能來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攝。以後你應當多寫信來，特別是寄家中的信要寫得越詳越好。你自來性子很執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應當好好的處，不要得罪人使人難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兄年長、經驗足，你遇事最好虛心請教。你到法國後應當以讀書為重，外事少管，因為做事的機會將來很多，而讀書的機會卻只有現在很短的時間。對你自己的身體也應當特別注意，有暇不妨多運動，免得生病
我的哥哥李堯林（2）
這些話並不是我當時容易聽得進去的。
二
以上的話全寫在我住院以前。腿傷以後，我就不可能再寫下去了。但是在我的腦子裡哥哥的形象仍然時常出現。我也想到有關他的種種往事，有些想過就不再記起，有些不斷地往來我的眼前。我有一種感覺：他一直在我的身邊。
於是我找出八個月前中斷的舊稿繼續寫下去。
我去法國，我跟三哥越離越遠，來往信件也就越少。
我來到巴黎接觸各種新的事物。他在國內也變換了新的環境。他到了北平轉學燕京大學。我也移居沙多—吉里小城過隱居似的學習和寫作的生活。家中發生困難，不能匯款接濟，我便靠譯書換取稿費度日，在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學寄食寄宿，收費很少。有一個住在舊金山的華僑工人鍾時偶爾也寄錢幫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國的路費就是他匯給我的。
我回國後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況比我想象的差得多。他不單是一個“苦學生”，除了唸書他還做別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學家中當同學弟弟的家庭教師，領一點薪金來繳納學費和維持生活。他從來沒有向人訴苦，也不悲觀，他的學習成績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來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幾個親戚來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義約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沒有來，因為他在暑假期間要給同學的弟弟補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