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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我在去信中並不曾替他解決，本來我應當向大哥提出給他匯寄路費的事。總之，他錯過了同大哥見面的機會。
一九三○年他終於在燕京大學畢了業，考進了南開中學做英語教師。他在燕京大學學習了兩個科目：英語和英語教學，因此教英語他很有興趣。他借了債，做了兩套西裝，“走馬上任”。
作為教師，他做出了成績，他努力工作，跟同學們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為他高興。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災禍來了，大哥因破產自殺，留下一個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從成都發來的電報。他主動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擔子需要人來挑，就讓他來挑吧。他答應按月寄款回家，從來不曾失過信，一直到抗戰爆發的時候。去年我的侄兒還回憶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匯款的情況。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從天津來看我，我拉他同去遊了西湖，然後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樣，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車。我們在一起沒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交換意見。我的小說《激流》早已在上海《時報》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對“家”的看法。我說，我不願意為家庭放棄自己的主張。他卻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擔子，我當時也想象得到他承擔了多大的犧牲。後來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學校裡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學季刊社，他也來看過我。同他接觸較多，瞭解也較深，我才知道我過去所想象的實在很淺。他不單是承擔了大的犧牲，應當說，他放棄了自己的一切。他揹著一個沉重的（對他說來是相當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麼困難！他毫不後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夢。
他甘心做一個窮教員，安分守己，認真工作。看電影是他惟一的娛樂；青年學生是他的忠實朋友，他為他們花費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輕時候的勇氣和銳氣完全消失了。他是那麼善良，那麼純真。他不願意傷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過愛情，他總是認為自己窮，沒有條件組織美滿的小家庭，不能使對方幸福。三十年代我們在北平見面，他從天津來參加一位同學妹妹的婚禮。這位女士我也見過，是一個健美的女性，三哥同她一家熟，特別是同她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給她找了物件，訂了婚，卻不如意，她很痛苦，經過兄妹努力奮鬥（三哥也在旁邊鼓勵他們），婚約終於解除。三哥很有機會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知道姑娘父母不會同意婚約，看不上他這樣一個窮女婿。總之，他什麼也沒有表示。姑娘後來另外找到一個門當戶對的男人訂了婚。至於三哥，他可能帶著苦笑地想，我早已放棄一切了。我可沒有傷害任何一個人啊！
他去“賀喜”之前，那天在文學季刊社同我閒聊了兩三個小時，他談得不多。送他出門，我心裡難過。我望著他的背影，雖然西服整潔，但他顯得多麼孤寂，多麼衰老！
三
一九三九年我從桂林回上海，準備住一個時期，寫完長篇小說《秋》。我約三哥來上海同住，他起初還在考慮，後來忽然離開泡在大水中的天津到上海來了。事前他不曾來過一封信。我還記得中秋節那天下午聽見他在窗下喚我，我伸出頭去，看見一張黑瘦的面孔，我幾乎不相信會是他。
他就這樣在上海住下來。我們同住在霞飛坊（淮海坊）朋友的家裡，我住三樓，他住在三樓亭子間。我已經開始了《秋》，他是第一個讀者，我每寫成一章就讓他先看並給我提意見。不久他動手翻譯俄國岡查羅夫的小說《懸崖》，也常常問我對譯文的看法。他翻譯《懸崖》所根據的英、法文譯本都是我拿給他的。我不知道英譯本也是節譯本，而且刪節很多。這說明我讀書不多，又常是一知半解，我一向反對任意刪改別人的著作，卻推薦了一本不完全的小說，浪費他的時間。雖然節譯本《懸崖》還是值得一讀，他的譯文也並不錯，但想起這件事，我總感到內疚。
我的哥哥李堯林（3）
第二年（一九四○年）七月《秋》出版後我動身去昆明，讓他留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譯幾本西方文學名著。我同他一塊兒在上海過了十個月，彷彿回到了幾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還沒有結婚，蕭珊在昆明唸書，他仍是孤零零一個人。一個星期裡我們總要一起去三四次電影院，也從不放過工部局樂隊星期日的演奏會。我們也喜歡同逛舊書店。我同他談得很多，可是很少接觸到他的內心深處。他似乎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少大聲言笑，但是對孩子們、對年輕的學生還是十分友好，對翻譯工作還是非常認真。
當時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