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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決不再做“牛”了。“十年牛棚”的一筆賬讓下一代的歷史家去算吧。連關於歐洲中世紀黑暗時期也有那麼多的歷史記載，何況我們口號震天、標語遍地的十載“文革”！
我說過在病房裡兒女們封鎖訊息，不讓我知道好友的噩耗。可是在醫院中人們常有機會接觸死亡。我入院後四十天光景，著名導演吳永剛也摔傷住院了。他住在我隔壁的房間，進院時就昏迷不醒，說是正在同別人討論新的劇本，很興奮，向痰盂吐痰，忽然倒下去，說是腦溢血，又說腦部受傷。聽說家裡沒有人，只有一個媳婦在照料他。這些話都是間接聽來的。我仰臥在病床上，連房裡的陳設也看不清楚，何況門外的鄰居！
我和吳永剛同志不熟。兩三年前有一次同朋友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看《巴山夜雨》，見到他，看完出來他陪我走了一段路，一面解釋他的導演構思。影片和他的話都使我感動，我從心底感謝他拍出這樣的電影，我也同情他近二十多年的遭遇，痛惜他那些年中白白浪費了的才華。後來《巴山夜雨》得獎，我為這位重見光明的老導演感到高興，我盼望他拍出更好的電影。他似乎也有信心。卻萬想不到他在進行創作構思的時候發了病，先給送進另一家醫院，第二天才轉到這個醫院來。從星期天到星期五凌晨，他一直昏迷不醒，護士們輪流值班守著他。我經常從兒女們的談話中知道一點他的情況。我女兒代我去看過他。聽說在病房外方桌上放著紙筆供探病者簽名，我讓女婿代我去寫上一個名字，對永剛同志表示最後的敬意。
十二月十八日凌晨我忽然聽到了哭聲，便對陪伴我的女婿說：“一定是永剛同志過去了。”這天上午死者的遺體由幾位電影界的負責人護送下樓。我讓病房門開著，仰臥在床上我看見一群人過去。然後走廊又空了。
這就是我在病中第一次接觸到的死亡。永剛同志去了，但是《巴山夜雨》中的幾個人物活在我的心裡，甚至在病床上他們還常在我的眼前出現。為了那些人我也要活下去。
八月三日
我的哥哥李堯林（1）
一
前些時候我接到《大公園》編者的信，說香港有一位讀者希望我談談我哥哥李堯林的事情。在上海或者北京也有人向我表示過類似的願望，他們都是我哥哥的學生。我哥哥去世三十七年了，可是今天他們談論他，還彷彿他活在他們的中間，那些簡單、樸素的語言給我喚起許多忘卻了的往事。我的“記憶之箱”開啟了，那麼一大堆東西給傾倒了出來，我縱然疲乏不堪，也得耐心地把它們放進箱內，才好關上箱子，然後加上“遺忘之鎖”。
一連兩夜我都夢見我的哥哥，還是在我們年輕的時候，醒過來我才想起我們已經分別三十七年。我這個家裡不曾有過他的腳跡。可是他那張清瘦的臉在我的眼前還是這麼親切，這麼善良，這麼鮮明。我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工作多少時候，但是我的漫長的生活道路總會有一個盡頭，我也該回過頭去看看背後自己的腳印了。
我終於扭轉我的開始僵化的頸項向後望去。並不奇怪，我看到兩個人的腳印，在後面很遠、很遠的地方。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時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堯林總是在一起，我們冒著風雪在泥濘的路上並肩前進的情景還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不論在家鄉，還是在上海、南京，我們都是同住在一間屋子裡。他比我年長一歲有餘，性情開朗、樂觀。有些事還是他帶頭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唸書這個主意就是他想出來，也是他向大哥提出來的。我當時還沒有這個打算。離家後，一路上都是他照顧我，先在上海，後去南京，我同他在一起過了兩年多的時間，一直到他在浦口送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車。這以後我就開始了獨往獨來的生活，遇事不再徵求別人的意見，一切由我自己決定。朋友不多，他們對我瞭解不深，他們到我住的公寓來，大家談得熱烈，朋友去後我又感到寂寞。我去北京只是為了報考北京大學。檢查體格時醫生搖搖頭，似乎說我的肺部不好。這對我是一個意外的打擊，我並未接到不讓參加考試的通知，但是我不想進考場了。堯林不在身邊，我就輕率地做了決定，除了情緒低落外，還有一個原因，我擔心不會被錄取。
從北京我又回到南京，堯林還在那裡，他報考蘇州東吳大學，已經錄取了。他見到我很高興，並不責備，倒安慰我，還陪我去找一個同鄉的醫生。醫生說我“有肺病”，不厲害。他知道我要去上海，就介紹我去找那個在“法租界”開業的醫生（也是四川人，可能還是他的老師）。我在南京住了兩天，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