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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訓，必須積極改變。胡喬木同意我的意見。當時在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三人中胡總抓，我分工管各學科建設。在討論研究生院院長人選時，周揚提出請陳翰笙。陳翰笙不願擔任，於是就由溫濟澤以研究生院副院長名義主持了一個時期院務。以後溫濟澤提議，經過社會科學院我們幾個做常務工作的人同意，作出決定，請周揚擔任研究生院院長。這樣周揚在社會科學院內才有了一個實際工作的崗位。大概也就在這時候周揚參加了院黨組工作。
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他參加了。而且是11人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在這個會上，理論界、新聞界的人比較活躍，文藝界參加的人不太多。會議是各界混合分組。周揚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了不少議論，胡績偉記得周揚曾經發表過一個意見：不要責怪青年們寫大字報這樣的事，這表明青年們經過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認識，表明他們的政治積極性。在這個問題上，務虛會的參加者是有不同看法的。
1979年是“五四”運動60週年，我和黎澎、溫濟澤幾個人提出要利用這個紀念強調在我國發展民主和科學的必要性。那時社科院的學術工作是我分工負責的，於是在社科院就成立了由周揚、溫濟澤、黎澍和我四個人組成的小組，負責籌備紀念會工作。在開這個會的時候，周揚作了“中國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講話。
對於周揚在社會科學院工作的安排，胡喬木、鄧力群心裡怎麼想我不知道，而我總感到不那麼合適，而且不安。按他的資歷、能力、水平本應該明確地排在我和鄧力群的前面，這可以使他在社會科學院多發揮一些作用。不過在我的心目中，他作為我們的老領導的地位沒有變。
周揚在“文革”前是候補中央委員，1979年中央第十一屆四中全會上把他補為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記不清楚是1980年還是1981年，周揚在中宣部擔任副部長。也有人說周揚只是中宣部的顧問，同時在中宣部擔任顧問的還有李卓然等。後一個說法也對。周揚在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後，一次他見到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提出自己年紀大了是否可以同意改任顧問，胡表示可以，但是後未經研究，仍讓周揚擔任副部長。十二大前黨中央成立了一個思想工作小組，其中有他。這個小組的成員按發表時排名的次序是：胡喬木、王任重、周揚、于光遠、朱穆之、華楠、鄧力群（秘書）。這可以表明，周揚基本上恢復到了“文革”前的地位。
就在這個思想小組成立後不久，黨中央委託中宣部召開了一個思想工作會議。這個會議思想小組沒有出面，王任重以中宣部部長又是書記處書記的名義主持會議。胡喬木在王任重上面領導這個會議。這個會議的範圍包括整個思想工作，社會科學工作者到的也不少，但會議的重點是討論白樺的電影《苦戀》，因此文藝界來的更多。周揚這大概是“文革”後第一次以文藝界領導的身份在一個重要的會議上出現。他一直參加文藝界分組的會議。因為我在另外分組會議上，他發表了怎樣的意見，我沒有聽到。
在這個會議結束時，除了胡喬木和王任重外，還要周揚和我講話。馮蘭瑞同志儲存有周揚講話的筆記。最近她給我看了這個筆記。從筆記中可以看出周揚講話的方式還是與“文革”前當中宣部副部長時一樣。他講得很全面，雖然對白樺的《苦戀》進行了批評，但總的看來是保護文藝界的。從這次會議上的講話口氣來看，說明他完全恢復了“文革”前的地位。
在思想工作會議結束時，我的那次講話也講了有關白樺的《苦戀》和《解放軍報》批判白樺文章的事。講話前我沒有同喬木商量，倒是問了一下週揚。我對他說，我想對白樺和《解放軍報》各打五十大板，問他可不可以。他只笑了一笑，沒有說話。
中央思想小組成立後只處理過幾件事情，沒有開過什麼會，十二大以後，沒有作出什麼交代，這個小組就不再存在了。
1982年，黨中央召開十二大。我因年齡已超過65歲，就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位置上退下來，在黨的十二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委員，周揚比我年齡大，也退了下來，也當選中顧委委員。我不再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後還當了一個時期社會院的顧問，周揚不再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後，似乎也擔任了一個時期中宣部顧問。從這時起我們不再是同事，而成了朋友。
在中顧委，周揚、夏衍、張光年和我都在一個支部。因為我們的支部文藝界的人多，有時發言就很自然地會涉及有關文藝的問題。有一回在支部會上討論整黨問題時，有一位同志責備文藝界，說我國處在偉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