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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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有偉大的領袖，但是出不了偉大的作品。當時周揚、夏衍、張光年他們都沒有起來反駁這個看法。我知道他們是文藝界的權威人士，講話可能有所不便，於是我就起來打抱不平，講了一大篇話。指出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給我國文藝界講了一番好話。在中南海我的兩次關於文藝的發言（思想工作座談會也是在中南海開的），周揚都表示高興，說“你現在關心文藝工作了，這是‘文革’後你的一個進步”。

六

1983年3月是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我很重視這個紀念活動。那時對馬克思主義的冷談主義已經相當嚴重。我認為這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不能適應歷史的需要的結果。我認為馬克思主義應分上下兩篇，上篇是“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下篇是“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由於下篇很不成熟，更應該得到很大的發展。至於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也要適應當代的需要有所發展。我認為國外馬克思主義對早期馬克思著作的研究，尤其是關於異化問題的研究，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主要問題。我認為研究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應居首先的地位，在哲學方面也強調指出當前辯證法和唯物主義講得很不徹底，因而使之徹底化的研究比起對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更為重要。在這一點上我與周揚看法並不完全一樣。但是我並不反對對異化問題的研究。我也承認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在十二大前，作為副院長，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分管學術研究，並且還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我認為自己有部署這次紀念活動的責任。因此早在1980年我領導的馬列所就著手部署這個紀念活動。在1980年12月召開了中國馬列著作研究會的工作會議，在這個會上我提出要積極籌備這個紀念活動，並提出17個要研究的理論問題，要求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真思考，並且建立了一個籌備班子。1981年又召集社會科學院各所的同志，再次提出抓緊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的學術準備工作，舉行學術討論，把這個活動納入社科院各所1981－1983的計劃。但是在1982年我還在社會科學院擔任負責工作期間，就有人利用我一次出差的機會揹著我把開這個學術討論會的領導權拿了過去。這不應該視為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可是在這個會議上第一個發言的是周揚，這一點我還是很滿意的。

這個會議在中央黨校召開的第一天，周揚宣讀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論文。這篇寫得很好的論文當時在會上受到會議主持者的讚揚，但後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後卻引起了一場很大的風波。胡喬木認為文中強調的人道主義的思想和關於勞動異化等論述，是嚴重的政治性錯誤。周揚對這不以為然。胡喬木理所當然對他很不滿意。

對周揚那篇論文的批判，可以視作胡喬木、鄧力群揹著中央發動的所謂“清汙”——“清除精神汙染”這場政治運動的開始。周揚的文章是被看作馬克思主義領域中的精神汙染物。胡喬木等發動的這個‘清汙”運動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雖然我未直接接觸這件事，不知道這件事是如何策劃的，但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也是明白的。這場運動受到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最後受到鄧小平的抵制和反對。而胡喬木發動這場運動，把周揚在紀念馬克思逝世百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和它在《人民日報》上的發表視作是嚴重的政治上的、理論上的甚至是組織上的錯誤是毫無道理的。

最近我讀到秦川寫的一篇題為《1983年“清汙”運動的追憶》。文中記載：在1983年，已經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和已經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鄧力群蠻不講理地誣衊周揚在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寫了一個《中央宣傳部關於人民日報擅自全文發表周揚長篇講話的情況和處理意見》，報告中央。報告中說，周揚“不顧自己的地位”，“不考慮這篇講話發表後可能產生的影響”。對周揚“在這樣關係重大問題上不嚴肅、不負責任的表現、希望他有認識、表示正確態度”。中央決定胡喬木、鄧力群將此報告同周揚、秦川、王若水等見面，核對事實、聽取意見再報中央。這一天，周揚在看了報告後，秦川見周揚氣色有些不對，想站起來，又坐了下來。突然，他舉起那本報告，擲在喬木面前，連聲說：“這樣做法不正派、不正派，這樣做法不正派！”坐在他對面的喬木大概被震驚了：“你說什麼？說中央不正派？”周揚憤怒了：“你們這樣不正派！”瞪大眼睛的胡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