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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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閻王。同時他又是“又長又黑”的那條文藝路線的代表人物。紅得發紫的陳伯達又怎麼能不和周揚劃清界線、接他的電話呢？我想，從陳伯達不接電話這件事中，周揚是會得知有關文化大革命對他將是一場很嚴峻的政治運動的資訊。

我不知道周揚何時從天津被弄到北京。在“文革”初期，周揚從來沒有在中宣部召開的群眾大會上捱過鬥。我也沒有在別的鬥爭會上見到過他，只是在沙灘中宣部大院裡見到許多批判他的大字報，在教育樓“參加”聲討周揚的大會，看到過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登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可是一直沒有見到過他這個人。當時都說周揚在上海養病，這是中宣部陶鑄等保護周揚的一個措施。許多紅衛兵組織要去揪鬥周揚，沒有找到他。實際上他在天津，按照當時還在臺上的劉少奇的指示，要周揚“有病養病，病好了再接受批判”。半年之後他才從天津回北京，回北京後沒有在什麼大會上挨鬥就直接關在安定門外的一個部的招待所，後來又被關進了秦城，然後又從秦城搬到萬壽路組織部招待所一座樓裡被監護。“四人幫”粉碎後他被解放，從前樓搬到後面的別墅。就在這時候我才看望過他和住在隔壁的宋任窮。這是1976年或1977年初的事情。

在“文革”期間，我同周揚雖然毫不接觸，可是同他的夫人蘇靈揚卻成了寧夏中宣部五七幹校的“同學”。從延安到張家口一路行軍中我和她有所接觸。在這之後，將近20年中很少見到她。我只知道建國後她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後來聽說她去了北京市教育行政學院。後來又聽說她去了北京市藝術師範學院。在藝術師範學院她生了一場大病，動了手術，調來中宣部。可是我在中宣部一直沒有見過她。“文革”開始，中宣部副部長以上幹部都成了黑幫受群眾專政時，也沒有見過蘇靈揚。原來她是被從藝術師範中分出去的中國音樂學院揪走了。在中國音樂學院因要她交代周揚的下落，把她鬥得很殘酷，幾乎生命不保，後來也被送去天津。一直到1969年中宣部到寧夏辦五七幹校，我才見到她。在幹校，我同她不只是一般的“同學”，我們還一起製作醣化飼料。製作的過程很簡單：先是把楷杆用粉碎機粉碎，然後裝包用板車運到另外一個地方裝到一個缸中去醣化。我幹力氣活，她是我的幫手。認識蘇靈揚的人都知道她個子小，長得也纖弱，沒想到幹起活來很認真，不怕苦也不怕累。我對她的印象很好。反正我還真有些氣力，兩人在勞動中配合得很好，也很愉快。只是我對她發過兩次急。這是因為她對我笨手笨腳看不上眼，老要教我這個小兄弟這麼做、那麼做，老是對我指責。我聽煩了，對她態度不好。為此曾經有兩次對她發急。所以我一直對她有歉意。20多年後我有一次去周揚和她住的油房衚衕的家“作客”，見到她時，談起這件事，我向她表示歉意。她說這件事一點也記不得了，而我卻沒有忘。當時她的確對我很生氣的。

五

粉碎“四人幫”後，我也不清楚周揚是怎麼被解放的，對他做了怎樣的“結論”。我沒有同他談過這方面的事。後來他到社會科學院，在他分配到社會科學院來之前我不知道，在社會科學院見到他時，我知道我們又成了同事一一第三次同事。

最初周揚到社會科學院時有一個“顧問”的名義。這當然是暫時性質的。後來改為“副院長”，沒有分工管什麼事。那時候社會科學院掌握實權的院長是胡喬木。協助胡喬木工作的是我和鄧力群兩個副院長。後來周揚來了，做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但沒有分配實際工作。他的這個職務是虛的。似乎一開始也沒有讓他參加黨組。那時他來院部開會，我也不記得他發過什麼言。他是個愛動腦筋、看到一些情況就會產生想法，而且是喜歡說話的人。而這期間幾乎不發言。我知道這決不是表明他沒有想法，一定是他心情還不那麼好。那段時間我很忙，但是我還是去過油房衚衕幾次。在他家裡，他說話就比較自由。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他倒是講了些意見。當我告訴他那時我記取了1958年他對我提出的意見，改變了1956年時編1956－1967十二年遠景規劃的方法，他聽了是很高興的。

1978年社會科學院成立了研究生院。在1979年中國科學院就設立了研究生院，我受到啟發，向胡喬木提出在社會科學院也應把研究生院建立起來。我還對胡喬木說，建國初期中國人民大學各系集中的人才遠遠比不上哲學社會科學院各研究所，可是人民大學多年來培養了不少人，而哲學社會科學院沒有抓培養人才的工作，各個研究所裡的人眼看著老化，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