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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批評我發自內心地接受。1956年那次請他看規劃稿，他沒有提這些意見，是因為到那個時候事實上已不能重新組織力量去改。那時自然科學的規劃已經可以交卷，哲學社會科學的規劃需要同時交出，沒有時間去作根本的修改。他照顧了我的這個困難，因而採取不提意見的方針。而在兩年後，他才把這個意見告訴了我。在1977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負責編制新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時，就根據周揚十年前對我的這個批評，特別注意每個學科中的思想方面的問題，糾正了1956年時的缺點。
周揚領導我們科學處期間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參加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第四次全體大會。1961年聶榮臻宣佈《1956—1967年科學技術二十年遠景規劃》提前五年完成，決定製定1961——1972年第二個自然科學遠景規劃。我向哲學社會科學部提出也應該檢查自己那個遠景規劃執行的狀況，考慮哲學社會科學在1961到1972年間如何發展的問題。哲學社會科學部接受了我的建議，作了一番準備之後，決定召開第四次學部大會，並擴大舉行。大會請周揚在大會上作報告，他答應了。他作了一個長篇的報告，其中講了反對修正主義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任務。這是當時黨中央的一個主旋律。報告中他當然也講了有關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其他方面的問題。周揚自己在講話前作了充分準備。在作了報告之後把講稿整理成文章時，我們科學處的同志做了一些文字工作。周揚一遍一遍地改，定稿後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又在這個稿子上作了比較多的修改，加上一些重要的論述。“一分為二”這個提法，毛口頭上講得比較多，文字上第一次公開發表就是在周揚這個報告中。周揚在這個報告中對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有很大的興趣。毛澤東看稿改稿時對這沒有提不同的意見，對這，周揚也一直很高興。周揚本人對這個報告是十分重視的。
那時，我感到周揚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發生了頗大的興趣。他很看重盧卡奇的著作。這一點我想與盧卡奇對美學也作了比較深的研究，同時又是有造詣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家有關，因為這也是周揚的專門領域。盧卡奇有一本書《歷史和階級意識》很有名，盧認為社會革命的目的是剷除異化和實現“真正的人性”。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面臨著的問題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同時也找了一些盧卡奇寫的東西翻了一下，文字很不好懂（也許同譯文有關），不想花很多時間去鑽研，因此同周揚在這方面談不到一起。但是在那段時間裡，我覺得周揚對哲學的興趣的確很高，甚至比文藝方面更高。
在提到哲學社會科學部第四次會議時，我想附帶說幾句：毛澤東本人對這次會議很重視。他提出願在會議期間找一些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名單是我們中宣部開的，報上去，毛澤東同意了。名單裡的老年科學工作者中有高亨和楊榮國這個在“文革”中受到特別重視的人。青年科學工作者中我們提出王若水和姚文元兩個人的名字。毛和姚文元就是在這個座談會上第一次見面。
在這裡我想講講周揚改別人起草的稿子的一個特點：他把別人稿子上有用的詞句甚至一些中性的句子都留下來，按照自己的思想把稿子改下去，然後把他留下的這些字句，很遠很遠地用線勾到它應該在的位置上。這倒不是為了少寫幾個字，給我們的印象是他對起草稿子的人很尊重。他的改稿的方法同另外一位不一樣。那一位常常只留下原作者開頭的幾句話，然後自己一路寫下去，寫完後把原作者寫的統統刪掉，並往往不給原作者看過就用原作者的名義拿去發表。
周揚在主持文科教材方面的工作的成績是不應該忘記的，他為主編這一套系統的文科教材，沒有少花氣力。編寫文科教材是一項把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進行系統研究然後寫成教材供高等學校使用的工作。周揚對此非常重視。當然這套教材的編寫是由各學科的學者參加，組織工作是由中宣部各處、教育部文教司和許多高等學校的人參加，但周揚對總體設計、確定主編、某些教材的審訂出版是管得很具體的。我是他做這件工作的助手並主管各經濟學科。在“文革”中，主持這一工作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狀。
有一件事，是既同我們中宣部科學處也同中宣部文藝處有關的，那就是舉行了一次關於形象思維、邏輯思維的小型學術討論會。那件事的起因是，《紅旗》雜誌社從吉林調來了一位文教書記鄭季翹擔任這個刊物的常務副主編（主編是陳伯達）。鄭寫了一篇相當長的文章，文中認為形象思維這個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對使用這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