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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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段時間，我和他沒有多少來往。在這期間我只知道有關他的一件事，那就是在建國前中宣部調來了十來個年輕人，成立了一個資料室，歸我聯絡。資料室裡有兩位同志，呆不多久就調去了文化部，其中有一位叫謝素合。周揚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譯者，他大概對自己的譯文不滿意，就把謝素臺調去幫助他重譯這部名著。於是我就知道了在那個時期他做過的一件工作。

大約在1954年他到了中央宣傳部當副部長，分管文藝處和科學處。我是科學處處長，又成了他直接的部下。他分管科學處後，第一次同全處同志講話時，講了這樣意思的一段話：把科學工作和文藝工作相比，他認為科學更為重要，但是自己對科學懂得的比較少，這方面的工作也不熟悉，因此只能多管些文藝工作。他說，好在你們科學處的人大都是學科學的，科學處的工作你們一定會做好。雖是如此，他表示部領導既分配他聯絡科學處，自己還是一定盡力去做組織分配給的工作。後來的事實也是這樣。

周揚逝世已經有七年了，逝世時他81歲。對這樣一位為黨為革命奮鬥了60年、在文藝界學術界有很大影響的人，逝世後未發表若干篇有分量的紀念文章，不能說是正常的現象。但是這個現象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83年有位領導同志發動對他進行批判，說周揚發表的關於人道主義的文章有嚴重政治錯誤，是對我國的一種嚴重的精神汙染。那位領導同志對輿論界有著很大的影響。寫紀念週揚的文章，事實上不可能完全避免涉及那位同志。在那幾年的氣氛中，即便有人想寫文章紀念週揚，也不能不有所顧慮，難以落筆，而且即便寫了出來也未必發表得出來。

最近這兩年有關周揚的文章多了起來，不過文章多半隻涉及他在管理文藝工作中的事——特別是與文藝界的關係問題。對周揚為了寫人道主義的文章受不公正批評的事涉及得就很少，而這對於周揚的最後幾年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關於對周揚與科學界的關係涉及得更少。今天我寫回憶他和我之間交往的這篇文章，考慮到在中宣部科學處我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了十年之久，因此應該多回想一些有關周揚與科學——主要是社會科學，也包括自然科學方面的事情。當然他把自己的精力主要還是放在文藝方面，但也表現出對科學工作的相當大的興趣。

首先我想講的一件事是，1957年他幫我解決了一個難題。

1956年黨中央國務院決定編制19561967十二年自然科學遠景發展規劃。我是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十人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我認為應該同時制定1956—1967十一年哲學社會科學遠景規劃。在一次周總理主持的會議上，我提出了這個建議。周總理立即同意，要我抓這項工作。於是我們中宣部科學處就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商量，組織力量編制哲學社會科學遠景規劃。由哲學社會科學處副主任潘梓年主持，由學部秘書劉大年帶領學部劉桂五等若干同志，立即開始緊張地工作。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在1956年9月舉行的黨的八大報告中講到編制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遠景規劃的事情。在代表大會透過的決議中，也寫進了這一條。但是自然科學規劃和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兩者在制定過程中的領導狀況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學規劃先是由陳毅後是由聶榮臻兩位副總理直接領導，並在工作的進行中經常得到周恩來的關心。而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雖然也納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管轄的範圍，但陳毅同聶榮臻都知道這件工作有中宣部在領導，因而從不過問此事。其實中宣部就只是我們科學處在抓，部領導也不過問。這種情況在編制過程中倒也罷了，可是在規劃編制工作已經基本完成、要向中央彙報時，我就很發愁。我總不能說中宣部領導沒有看過，整個工作由一個處長於光遠負責。於是我找陸定一，請他對哲學社會科學十二年遠景規劃的稿子審查一下。陸定一說正忙其他的事情，不能看這個規劃稿。我知道他對這件事情的確沒有興趣，只好去找周揚。在我提出這個請求後，他勉強答應看一遍這個大部頭的有許多分冊的規劃。看後他沒有提什麼意見，算是審閱過了。而我只要求部領導有人看過，有中宣部承擔了責任，也就滿意了，否則這麼大的事，我無法向中央交代。周揚幫助我解決了這個難題，我是很感謝他的。

他沒有提意見，並不是沒有意見。1958年在一個會議上他批評我，說制定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同制定自然科學規劃不一樣，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是思想性很強的事，而我主持編這個哲學社會科學遠景規劃的過程中，在思想引導方面注意得不夠。對他的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