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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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人進行批評，而且批評時用字相當重。鄭抗戰前是我清華同學，在學校學中文。他是“一二·九”的參加者，也是1946年我在北平《解放》報工作時的同事。可是我以前沒有看過他寫的文章，也不知道他對哲學有這麼大的興趣，這回是我第一次讀到他寫的文章。這篇東西，是有他獨立見解的。但他並不把這篇文章拿出去發表，而是送到中宣部來要求“審查”。中宣部收到鄭寫的文稿和來信後，周揚就把我找去商量。我們兩個人認為這類學術問題屬於爭鳴範圍，中宣部不應該去“審查”，但又都認為不能不給以答覆。我主張中宣部開一個小型的討論會，請鄭參加，這樣我們中宣部既表示了對他寫的東西的重視，同時也處理了他的來信。周揚完全同意我提出的辦法。他還認為中宣部以後可以經常開開這種會議。我當然贊成這個主張。周揚讓我同陳伯達商量，陳伯達也贊成中宣部可以多開這樣的會議。於是我提出一批會議參加者的名單，其中有哲學所研究黑格爾的楊一之（他單獨翻譯了黑格爾的《邏輯學》）、賀麟（他翻譯了黑格爾的《小邏輯》並參加翻譯了黑格爾